合川老农民：农业，正在酝酿一场新的“中学西渐”

发布日期：2024-09-17 24:24

来源类型：小名影视厅 | 作者：Hol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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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合川老农民】

最近《小麦战争》一书作者尼尔森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某种程度来说，我借鉴了1760年代到1779年代欧洲重农主义者（physiocrts）的论述，他们从中国孟子的思想中寻找灵感，思考应如何建设一个理想中的国家。

一般人们都会认为欧洲是个工业发达的地方，历史上洋务运动也好、西学东渐也好、工业革命也好，从来都是我们向西方学习，西方来影响我们。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中国如何影响欧洲，确实还缺乏研究和公众传播。尼尔森这番话就是个佐证，也引发了我对于中欧农业文化渊源的思考。

1.中农西渡，中学西进

中欧之间的农业交流历史悠久，可以追溯至远古时代。起源于中国的古老作物——糜子（又称黍），凭借其短暂的生长周期（仅需60天即可成熟），在新石器时代便随着人类的迁徙传播到了欧洲。像黍作为作物的传播恰恰体现了中农西渡的时间跨度，也是欧亚大陆之间具有持续性文明交流的一个生动例证。

糜子，又称黍（作者供图，下同）

同样地，中国作为茶树的发源地，其茶叶通过古代的丝绸之路，逐渐渗透并影响了欧洲的饮食文化。

并且，茶叶的引入不仅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化的交融，它承载着东方的生活方式与哲学思考，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东学西进的一个重要物质载体。

此外，明朝末年的农业巨著《农政全书》，由徐光启编纂，这部涵盖了丰富农业知识和技术的著作，在作者去世后，经由法国学者传入欧洲，对欧洲的农业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书中记录的先进农业技术和理念，激发了欧洲农业的革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收录了《农政全书蚕桑篇》的《中华帝国全志》英译本

无论是记载着农业生产理念的书籍还是承载着东方哲思的茶叶，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互动，都深刻地塑造了启蒙时代的欧洲学者。

比如，欧洲近代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魁奈，他尊崇儒家思想，甚至将中国视为“道德、政治、宗教合为一体”的典范国度，倡导全面学习中国文化。其重农主义理念中偏向于自然主义哲学的部分，有着明显的，来自于《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部分。

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

我时常跟人提到，当代欧洲所提倡的“有机/绿色”的概念，与中国提倡的生态文明本属同宗同源，体现了人对于自然和谐共生，即天人合一的追求，也是东哲对西哲启示之后的涌现。

又比如，德国哲学巨擘康德将孔子比作中国的苏格拉底，彰显了他对儒家哲学的尊重。

而即便像黑格尔这种嘴上大量批判东方文明的，但真在做自己的哲学思考时，其身体却能很诚实地将“道”的同素异形体——理性的意志塑造为其核心观点。

过去国内的知识界侧重于渲染西学东进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却极大地忽略了东学西进对于欧洲启蒙运动的塑造。

这种对于历史片面且不客观的认识，也使得中国人一度丧失了文化自信，进而陷入了言必称古希腊罗马的滑跪模式。

但实际上，若以今天看待慕洋公知的标准去审视欧洲启蒙时代的学者，他们身上大多也有类似“中吹”的影子。

2.重农学派

谈到中欧农业文化的交流，欧洲近代兴起的重农主义就一定不能缺席。

重农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对工商贸易的批判与反思，认为农业才是国家财富与繁荣的根本，而工商活动则多被视为表面的浮华与泡沫。

18世纪的古典重农学派缘起于法国，其兴起与演变，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商业，结果破坏了经济结构中工商业和农业的平衡，使其农业几近崩溃。

而在英法七年战争之后，法国的国际地位遭受重创，失去了大量的海外殖民地。失去殖民地，等于失去了市场与廉价的原材料供应端，这就使其重商主义道路遭受重创，工商业对外的扩张不足以去补偿农业的牺牲，故此，对于重商主义道路的反思由此而生，重农主义也随之登场。

英法七年战争

在当时，一方面是法国在与英国的全球化竞争中失利，迫使其工商业发展受阻，进而导致法国对外转嫁矛盾与对内分发红利安抚人心的能力下降。而另一方面则是重商主义对于农民的压榨、封建阶层对于新兴市民的压榨等多重因素重叠，最终都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埋下了种子。

此外，重农学派也可以被视作法国在全球化竞争中遭遇挫折后的一针安慰剂，既是维持其国内现有秩序的需要，也是维持法国意识形态的必须。

毕竟，英国人在重商主义道路上的成功会反衬出法国在同样命途之上的失败。结合法国自身的特色，讲一条属于法国的独有道路，有利于重振法国的人心，缓和国内的矛盾。

但彼时的法国毕竟是积重难返，法国大革命打乱了重农主义温和改良的进程，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浪潮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重农主义也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无法支撑现代国家的全面持续发展。

不过，重农主义中的一些核心理念，如尊重自然规律、反对过度商业化等，却随着欧洲在当代全球竞争中“相对失败”的地位，使其得以在当代欧洲的“有机农业”、“环保议题”里找到新生。

3.重农学派与中国文化的渊源

细品重农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其与中国文化的联系。

古典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1694年—1774年），他作为法国启蒙时代的经济学家、医生和哲学家，其经济学观点集中体现在其对于“自然秩序”（lordre naturel）理念上。

他认为，自然界存在一种固有的、理性的秩序，人类社会应该遵循这种秩序来实现繁荣——这恰恰也是欧洲重农主义者的核心观点。

在我看来，“自然秩序”这个概念就非常有趣，结合魁奈本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崇，不难将其与《道德经》中道法自然的思想联系在一起。

道家强调的道，其本质就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秩序的存在。当然我更习惯将其称为“规律”，因为重农主义者口中的自然秩序是一种狭义上的道，其表述会更偏向于自然和农业。

但广义的道却作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所谓的对立面——工业，也包括宇宙中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律。《道德经》对于道的阐述并没有表现出类似于“自然、农业”这样的标签。这恰恰是《道德经》深邃的地方。

启蒙时期的欧洲学者们从这样一部形而上的巨作中汲取营养，各取所需，最终催化出西方近代哲学的璀璨发展。

魁奈从道之中提炼出服务于农业的“自然秩序”，黑格尔从道之中提炼出那个究极的彼岸世界——理性意志；而近代西哲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则将道从一个高悬于人类之上的机械神，归还到了人本身，完成了西哲对于“天、地、人”辩证关系的构建。

更为有趣的是，古典重农主义的部分理念，与国内以温铁军老师为代表的乡建派所倡导的绿色经济又有着相似的地方。

在经济的角度，魁奈强调农业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因为只有农业生产能够带来“纯产品”，即超过生产成本的剩余价值。他认为，工商业活动本质上只是对财富的重新分配，而不是创造新财富。

不过，魁奈视农业为财富，这在货币经济欠发达的18世纪是有道理的，但对于21世纪这个货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来说，单靠农业产品的产出无法支撑不断泡沫化的财富本身。

基于此，温派思想将魁奈对于传统农业产出（粮食）上升到了生态产业的层面，扩展了农业的覆盖面，也即是除开农业产出本身，基于生态生活需求的（好的空气、好的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更高更本质的财富——以此锚定住不断膨胀和增发的主权货币。

虽然形式不同，但二者之间明显存在着由此及彼演化的痕迹。

而在金融资本异军突起的今天，传统的重农主义已经逐渐演变成更高级的“重农+重工”的“重实主义”，对抗的是金融这个虚空大君对于实体的侵蚀。

4.中欧农业理念的相似

形而上的层面，中国与欧洲皆有重农主义的传统。

管仲在《管子》第五篇中提到“士农工商”的排位；古希腊学者色诺芬：农业不仅是人类社会“最必需的行业”，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

即便是美国，小说《乱世佳人》里，斯嘉丽的父亲也在塔拉庄园的晚霞中对自己的女儿说：“在这个世界上，土地是唯一值得人们去为之工作，为之战斗，为之牺牲的……因为只有土地才是唯一永存的东西。”

究其根源，在于：

1）普遍来看，古代农业生产力有限，粮食贸易的能力有限，故而粮食更多用于自给自足。

2）在国家层面，对于工商业大规模精准收税的能力有限，商业之规模、规范、风险波动无法支撑其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稳定的税源。而农业产出是地里长出来的，只要做好丈量，立好规矩，在一个稳定的社会里农业税就能给国家提供稳定的税源。

土地的丈量

在笔者看来，文明的生存形式，无外乎“产”、“贸”、“掠”三种，要么自己生产给自己用，要么通过贸易来换取需要的东西，要么通过战争掠夺来抢取他人的东西为己所用。而不同文明根据其各自所处的地缘环境的差异，上述三种形式的占比各有差异。

像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掠的比例也是不少的（春秋战国）。完成大一统之后，因为地理上的隔绝，掠部分降低，产和贸的部分增加。同样，古希腊、古罗马因为处于交通便利、文化族群杂糅的地中海区域，所以贸和掠的空间一直都很大。

而掠这种事情显然更具备风险，贸这种事情，更看地利人和，产则取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始终趋向大一统的中国显然具备低风险长期存续的条件，这也是为何五千年文明能够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

归根结底，是人类与土地与粮食最不可分的依附性巩固上述逻辑——在人类被完全改造成硅基生命之前，此种联系是不可能断绝的，这也是我常说的，人类之所以可以沟通交流，就在于其遵守着同样的明道。

马克思可以见孔夫子，不仅是因为孔夫子的思想真真切切地启发了法国当年那批启蒙思想家，也在于我们同为人类，同处一个明道，同样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这些普世性的事情而焦虑。

形而下的层面，首先，欧洲其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里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原住民结构”。

其次，其地理条件造就的土地资源紧缺使其农业发展模式无法完全复制美式大农场（农业用地规模受在地人口限制，受工业用地限制）。

真人秀纪录片《克拉克森的农场》剧照

再来，欧洲在全球化的竞争中被美国压制，农业产能对外粗放扩张的空间有限。

可以说，莱茵模式，是其独有地缘条件造就的。这种独特性，与中国农业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一，中国的人口密集区面临着跟欧洲一样的问题，即市民生活与工业发展需求都会与农业用地产生冲突。二，中国的原住民人口结构比欧洲还要稳定。与美国那种只要屠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就能圈地的条件相比，中国在做土地统筹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东西就很多了。

美国大农场

具体到农业本身，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明确的原住民农业模式的发展需求，其农业都面临着北美粗放大农场的冲击，这促成了中欧农业之间第一层“共同语言”。

抽象到理念本身，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与欧洲当代的“绿色、环保的理念”存在清晰可见文化上的联系，而这一切文化源头的根源就在于中国本土的儒家与道家的思想，这是中欧农业之间第二层“共同语言”。

从这个角度来说，欧洲与中国这种基于地缘条件与历史纠缠所沉淀出的共性，是要远远大于英美那套虚空的选票政治、普世价值所塑造的所谓的“政治同盟”。

5.中欧农业的区别

中欧农业具有相似性，但也有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地缘条件比欧洲更复杂，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担子，也比欧洲更重。

先说中国地理的多样性，我们具有类似于欧洲这样的，土地资源紧缺的人口稠密区；但也有像东北、新疆、内蒙这种人口密度稀疏、开荒面积广阔，具备发展大农场搞农垦模式的空间。

特别是新疆，这是一个潜力巨大且地缘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粮食基地。如果能解决其供水与土壤盐碱化的问题，那么这样一个横亘在中亚门户上的巨型粮仓，将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提供多少势能？想想我都睡不着觉。

新疆的盐碱地

相较之下，欧洲的农业属于完全没有再度开垦的地理空间，只能在单一的精品农业中躺平。

再说说国际定位，欧洲的莱茵模式，本身是一种温和的殖民主义，建立在欧洲在与英美进行全球化竞争的失败后，其重商主义发展空间受限，其农业产品只能走向“精品模式”来对冲美国的高产能大农场。

欧洲短期之内并不具备逐鹿全球的实力。但与之相对的，中国是一个必须挑起国际社会大梁的大国。故而中国的农业模式，无法完全照搬莱茵模式，也无法照搬日韩模式，而必须是精品农业与粗放农业的混合体。

中国之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可以同时理解与吸收欧美两种农业模式的优点，能物尽其才，人尽其用。有莱茵模式的精致，也有美式农场的产能，既要照顾到乡村地区部分产品的附加值，也要照顾到国内老百姓甚至国际老百姓吃饭的问题。

6.从历史出发，看中欧战略合作的底层逻辑

从历史出发，从文化渊源出发，以欧洲重农学派的兴起为线索，笔者能够清晰地发现和感知欧洲大陆与英美海洋国家的根本性矛盾，洞见中国与欧洲之间战略合作的底层逻辑。

1）现代莱茵模式之本质揭示欧美的矛盾。

莱茵模式的本质是一种基于“殖民地竞争失败后，屈服于胜利者分得一点残羹剩饭后所延续的伪殖民地经济模式”，其无法掩盖莱茵模式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国家之间根本性的矛盾。

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旧帝国主义战争的延续，是欧洲大陆列强与英美之间纠缠的爱恨情仇。欧洲战后重建、美苏争霸，迫使欧洲屈服于美国所主导的全球化。

而欧洲屈服于美国，受制于美国，也获利于美国。这三个关系之间能维持的平衡的时候，欧洲对于美国关系就趋于稳定。

而欧洲跟美国一起获利的方式也是非常极端的，就是通过搞垮、剥削第三方的方式获利。当年苏联解体，欧洲获得了货币一体化的动能；而后西方世界盼望中国的失败，成为下一个可被收割的目标。

但可惜中国让他们失望了，欧美失去了统一的收割目标，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内讧。脱实向虚的美国只能把收割的镰刀对准欧洲，这就从客观上打破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平衡，即欧洲无法再从美国持续获利，甚至被加大了受制于、屈服于美国的程度。

就此，欧洲的反美之心已成，俄乌战争会成为此事的催化剂，中欧之间的合作正在逐次向好。

2）欧洲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受到美国的全面威胁

一场俄乌战争，就使得欧洲的物价水平高涨。同样，美式大农场的产品向欧洲倾销，可以在短时间内将其本土农业彻底摧毁。

我在德国生活的时候感受最深的就是其有机食品的溢价，这种通过绿色有机概念对美国廉价农产品形成的鄙视链，算是一种另辟蹊径的反抗。

德国对于有机食品普及率的宣传（80%以上的人都买有机食物）

3）美国失去了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公共产品的能力，同时患上了收割全球才能活命的绝症。

《小麦战争》的作者尼尔森对于一带一路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在全球贸易中，产品采购价格的降低是决定此种全球化长期存续的关键”，也即是恰恰美国无法像中国一样向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拉低全球的物价，这使得中国的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形的新时代全球化具有了落地的现实基础。

其实他的这段话恰恰揭示了美国曾经能够在全球化竞争中成功的关键---也就是其强大的工业能力与大国担当。

而被金融资本深度绑定的美国，逐渐被犹太那套反人类的理念逐渐异化成了一个纯纯的投机分子。

这样的美国，自然会失去统筹全球的能力和魄力，也自然会被世界所逐渐抛弃。

4）一带一路，为欧洲自主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可能性。

欧洲之所以愿意跟美国一起，就在于其心中的“应许之地/殖民地”在一段时间还是客观存在的。

收割完苏联，还有一个东方大国可以收割，抛开其自身与美国之间多重的矛盾，只要把中国的政治基础搞垮了，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

这也是为何相当长一段时间，欧洲对于反华的积极性那么高，其政治精英为何愿意与白左合流。

而为何现在欧洲又开始集体右转了呢？因为看不到收割东方大国的希望了。而且，美国也开始对他们动刀了。这种客观形势，会促使欧洲最终与美国分道扬镳。

与此同时，美国的衰落又给了他们另一种扩张收割的可能性。

那就是，一鹰落，万物生。

曾经，欧洲启蒙时代的先贤们以中国文化典籍为营养，酝酿出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而今天，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前，欧亚大陆的整合将驱逐人类社会中那些高悬于文明之外的，以天选之人之谬妄而大肆诵读邪典的极端分子。清算的时刻已经到来，只不过很多人还活在梦里。

欧亚大陆的整合是大势所趋，而对于美国的救赎，还是应该去塔拉的红土中找寻。这就是美利坚再度飘（gone with the wind）起来的意义。

自我解构霸权，回归土地，回归实体，过上田园牧歌的生活，是扩张到极致而积重难返的美利坚唯一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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