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今日荐书｜回到新闻发明之初
发布日期：2024-09-19 20:22
来源类型：小颖美食 | 作者：贾克琳·弗莱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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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渝川（书评人）
仅就欧洲历史来看，媒体的发展，在每每受到世俗和政治因素影响时，便不可避免滑入矫饰、夸张、捏造、颠倒，以期服务于世俗利益、政治目的；而商业力量和知识、理性两大方向，一般情况下会驱动媒体变得更为开明——但并非绝对，贪婪驱动下，荷兰的媒体曾加入到“郁金香热”泡沫的鼓动；而过分的理性，则会让媒体人以及媒体言论的拥趸，会失去对他人的共情能力。
“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欲望，与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久远”。
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还不存在报纸等介质的媒体，但已经有了新闻。部分教会上层人士和贵族已经建立起了相互通达信息的网络。其相互送达的信息，是否可信，很大程度上与消息发布者、散发者的可信赖性有关。而商人之间更为重视信息的共享，借此获得商业机会。这就确定了新闻的两大内容板块：时政要闻和财经消息。自然，当时的新闻时效性更弱。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更早以前的中国，例如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再到唐宋，各级官员和世家豪族子弟获取各类消息，也主要来源于类似的信息共享，其内容同样归于政治和商业两类。而这样的信息共享之所以可行，就有赖于可靠的邮政体系。15世纪末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创建了帝国邮政服务系统，这在相当程度上复刻了古罗马时期的邮政网络。
统治一个庞大帝国，需要邮政系统来传递消息，古罗马和波斯帝国，以及更东方的秦帝国、汉帝国都仰赖于此。在中世纪，欧洲政治版图不断被重构。公元11-13世纪，十字军东征期间，全欧洲各地的人们竞相加入其中，这也催生了一些识字者将征战过程中的见闻写成旅行文学作品，然后设法邮寄给家乡亲友。这凸显了重建邮政系统的必要。
在官方邮政系统重建之前，企业就已经千方百计自行搭建。英国历史学家、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安德鲁·佩蒂格里在其所著的《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一书中谈到，1357年，佛罗伦萨的十七家公司就联合起来设计了一个共享信使服务，搭建了“佛罗伦萨-巴塞罗那”、“佛罗伦萨-布鲁日”等路线，严格遵循时间表传递信件，推动信息交换的定期化、标准化。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贸易城邦，如威尼斯也相当重视邮政系统来传递消息。
但必须指出的是，在中世纪，以及之后正式出现报纸媒体的时代，人们都不得不竭力辨别新闻、谣言与流言。《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书中指出，关注新闻的人们当时只能自创方法，在大量的谣言、夸张消息之中去竭力建构一个关于真相的合理版本。某种意义上，人们认可谣言、流言的存在，因为消息传播流散过程中，不可能完全不出现失真、扭曲。真正让谣言、流言受到遏制的力量，其一来源于新闻服务系统性商业化，也就是报纸、期刊等纸质媒体的出现，其成为权威消息的发布载体；其二则是印刷术、造纸术的普及带动识字率提高，书籍和纸质媒体日渐普及，由此带来的启蒙效应压缩了各种怪诞不经的谣言、流言流传的空间。
报纸和期刊出现后，并没有马上改变新闻市场。《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书中指出，人们互通消息的想法反而变得更加旺盛。同样，报纸媒体一经出现，就马上进入了所谓的“红海”，竞争十分激烈，不少创办者都蒙受了创业损失。
最初的报纸媒体，所刊载的内容，除了前述的政治、商业类，还有各种洪水、地震、火灾、特异天象、著名罪行等。这不难理解，当时的人们如同后世者一样热衷奇谈八卦。而且，媒体虽然总体上有益于推动启蒙，但并非一定如此。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地的猎巫运动，在近代恰好借助了媒体的出现而重新掀起波澜——《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书中指出，当时的报纸教人们如何识别和举报女巫，这使得相当数量的无辜女子被捉，然后当众处决，继而媒体还会宣称被处决者罪有应得。
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国家，包括大国以及各城邦都意识到了媒体的重要性。正如《新闻的发明：世界是如何认识自己的》书中所说，人们有了解信息的需要，而统治者也有需要，那就是让其臣民了解统治者的意愿。而且，媒体的存在对于统治者也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所以对于这种新型信息载体的政治操控，也从此时就拉开了序幕。举例来说，近代欧洲战争频繁，各国不仅可以操控消息的发布，而且还可以把握对信息的诠释，借此引导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公众场所，本身就是媒体出现后所形成的政治概念。某种意义上，唐纳德·特朗普言之凿凿、深恶痛绝的所谓“假消息”（有组织、系统化地捏造消息），在16世纪已经是欧洲国家当政者的必修课了。
在17-19世纪，每当统治者失去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权威，无力控制媒体以及由此带动的政治舆论时，革命似乎就变得不可避免。支撑这项判断的最典型明证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巴黎街头通过媒体和口口相传的国王夫妇的各种八卦丑闻。
可以说，仅就欧洲历史来看，媒体的发展，在每每受到世俗和政治因素影响时，便不可避免滑入矫饰、夸张、捏造、颠倒，以期服务于世俗利益、政治目的；而商业力量和知识、理性两大方向，一般情况下会驱动媒体变得更为开明——但并非绝对，贪婪驱动下，荷兰的媒体曾加入到“郁金香热”泡沫的鼓动；而过分的理性，则会让媒体人以及媒体言论的拥趸，会失去对他人的共情能力。
作者简介
郑渝川：资深书痴，买书如山倒，“剁手”频率高。书评、时评作家，现居成都。千余篇书评见于《深圳特区报》《信息时报》《广州日报》《上海证券报》等国内多家报媒。
审读：谭录岗
Quade：
1秒前：支撑这项判断的最典型明证就是法国大革命之前，在巴黎街头通过媒体和口口相传的国王夫妇的各种八卦丑闻。
Lindsay·Sullivan：
1秒前：举例来说，近代欧洲战争频繁，各国不仅可以操控消息的发布，而且还可以把握对信息的诠释，借此引导公众舆论——而公众舆论、公众场所，本身就是媒体出现后所形成的政治概念。
미레이：
8秒前：同时期的意大利其他贸易城邦，如威尼斯也相当重视邮政系统来传递消息。
佐伊·特尔福德：
2秒前：在官方邮政系统重建之前，企业就已经千方百计自行搭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