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之一，或者说构成基础的基础，就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而这又主要是以现存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

笔者很赞同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华在其新著《大后方：作为以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书中提出的观点——中国农业实现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2%的人口；中国的粮食、蔬菜、水果和肉类产品价格便宜，供应充足。而这主要由小农经济也就是农户分散经营实现。

1.小农经济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器

过去，无论是左中右意识形态观念的经济学家，大多会将小农经济视为过时、不经济、注定会被淘汰的生产方式。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因为照搬和复制西方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和道路，急速推进农业资本化和农民进城，这使得城市出现了突出的贫民窟现象，农业生产经营效益也没有得到很明显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里，“小农经济承担着降低工业化、城市化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功能”。《大后方：作为以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书中指出，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小农和小农经济有着几重保障：首先，保障农民务工和务农的收益。很多农民工可以在20-50岁期间拿出部分甚至是大部分时间进城务工并获得收益，还能保留基本农业生产的收益以及农村户籍收益。而在50岁后，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返乡，还可以通过对自家承包土地的精耕细作以及发展副业来延续生产周期（获得农业生产经营的周期）。

第二，保障农民进城和返乡的权利。第三，保障土地不被强势群体剥夺。我国法律规定，城市户籍人口不能获得农村户籍，不能获得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城市工商业资本下乡经营土地也不能囤积土地，这些“使得城市强势群体不能对农民建立剥削关系”。第四，保障了小农经济的有序经济。

书中分析指出，当前国内的小农经济主要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形成“半工半耕”结构，也就是总体上由年轻人出外务工、中老年人种地。农村、农业实际上是中老年农村人口的“蓄水池”，他们、她们随着年岁增长，逐渐被工厂流水线、建筑工地、小区物业服务岗以及饭店后勤岗等排斥，在城市不再被归于“有效”的劳动力——但他们回归农业以后却可以发挥丰富的生产经验，有耐心耐力，善于精耕细作，几乎无限地投入劳动力，此外，在农村他们得益于熟人社会。而年轻人出外务工可以比较好地实现劳动力的即时折现。

正是因为“半工半耕”结构的存在，所以相当数量的小农家庭可以同时获得务工、务农收入，得以实现在农村建房、自城镇买房，以及看病、孩子上学以及婚丧嫁娶等重要开支。

书作者指出，小农经济、“半工半耕”的存在，使得农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相对低廉，所以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就能容忍相对较低的工资、较差的工作环境；并且还能维持农产品的相对低价。

换言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居民生活成本涨幅被控制在相对合理的范畴以内，以及工业化进程中用工价格的低廉化，皆是因为上述结构的存在。不仅如此，农村、农业、农民还成为城市、工业供给过剩的消化池，“新农村建设”、“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皆是如此。

近些年来，部分地区的农村也因为农村自发土地流转也出现了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依照企业方式进行经营，一定程度上引入机械化、现代化设备，但同时兼有人工劳动。这类中等规模的家庭农场更有利于实现规模化生产，同时尽可能地保留了小农模式的优点。

2.要警惕激进城镇化破坏小农经济

书中分析了小农经济结构下，在乡农民的社会和政治特征：在乡时间长、熟悉农村情况，事实上这也是基层治理部门解决农村和农业问题，带动发展所需要强化联系和密切对话的对象；其主要社会关系、利益关系在农村；收入中等；是农村制度和政策的受益者；拥有较多闲暇时间；有一定的集体意识；自组织能力较弱，比如生产互助协作、婚丧仪式举办、闲暇文化需求、高龄老人看护等都无法自行解决或通过市场购买解决，需要经过组织动员起来共同解决。

这也意味着，基层治理要着眼于填补在乡农民自组织能力较弱的不足，充分发挥他们集体意识的优势，积极发挥农民信任现有制度并支持村社建设、生产设施建设、乡风文明建设以及乐于参与集体协商的主动性，为农民解决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尤其是高龄养老保障）等问题，即可比较好地延续前述小农经济结构以及基于此的低人力成本、农产品较低供应价格的特征。

《大后方：作为以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书中指出，近年来，也有一些地方出台了较为激进的城镇化政策，甚至喊出“全域城镇化”、“消灭农村”的论调，这不仅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无视小农经济的长期贡献，而且还不可避免带来较为突出的政治和社会风险。

激进城镇化包括基本公共服务向县域集中，包括弱化乡镇、村两级的公共服务供给，有的地方的乡镇中小学被大幅拆并，目的就是引导（逼迫）农民进城务工、生活及子女上学，让农民拿出几乎所有的家底来购置县城滞销的房产；还有就是收紧宅基地政策，让农民改善生活居住质量的需要无法得到满足；以及所谓的拆村并居政策，将农民集中安置到远离耕地的城镇，变相推动农民城镇化。

上述政策在个别地区有过比较良好的实践，但在更多地方尤其是广大中西部的县城、乡镇缺乏产业支撑、就业转化空间的情况下，激进城市化事实上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家庭劳动力再生产再生产成本，切断了进城农民返乡之路，由此可能引发较为突出的政治和社会风险，比如相当数量的农民可能陷入难以维持基本生计的困难，还有养老无着的风险。另外，从农业稳定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坚农民消失，其损失也大大高于因农业生产规模化提升可能带来的效益。

大后方 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

作 者:杨华 著

定 价:59.8

出 版 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07月01日

页 数:336

装 帧:平装

ISBN:9787520734233

农民只要有土地在农村，就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他们进城是多次的，往复的，不是一次性的，最终只有那些有能力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里安家，而进城失败的农民工则返回农村耕种土地。这意味着农村“半耕半工”结构具有很大的弹性，能务工时务工，不能务工时务农；能进城者进城，不能进城者可以依靠务工和务农的收入，在农村过上体面的生活。

●“理解中国”丛书总序

第一章 要服务也要组织起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在乡农民”

第二章 农民如何参与现代市场和社会：新“三代家庭”的兴起及其韧性

第三章 中国式小农经济：农村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第四章 “半工半耕”：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农民家庭分工

第五章 工业化与市场化：中西部与东部农民家庭收入差异的隐秘机制

第六章 “去阶层分化”：有分化无分层的中西部农村

第七章 富人在村、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排斥：东部农村的社会分化

第八章 中等收入群体：分化农村中的价值与秩序守护者

第九章 村庄竞争的压力集中到了谁身上：年轻男子，老年人，抑或年轻妇女？

内容简介

尽管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城的许多被解除，他们可以享受的市民福利越来越多，同时国家也向农村注入了大量资源，农村户籍所附着的福利明显增多，农村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但在城乡发展和社会福利分配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相当一部分人过着亦城亦乡的生活甚至就生活在农村，如何让这些人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作者扎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寻访了成百上千的农户，从农村经济、家庭分工、收入差异、社会分化等方面，展示了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并以此探讨如何做好农民的兜底保障。

杨华 著

作者简介 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社会事务司咨询专家；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咨询专家；广西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院咨询专家；湖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观察者网、澎湃新闻专栏作家；湖北省党建智库专家。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3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4部。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刊文统计，全国45岁以下青年社会学学者近五年CSSCI刊物他引排名第一名。

如何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东方出版社

如何做好农民的兜底保障？

村庄竞争的压力集中到了谁身上？

农民如何参与现代市场和社会？

富人在村、相对剥夺感与社会排斥

政治、经济与社会意义上的农民家庭分工

《大后方：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一书叙述了尽管随着近年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城的许多限制被解除，他们可以享受的市民福利越来越多，同时国家也向农村注入了大量资源，农村户籍所附着的福利明显增多，农村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但在城乡发展和社会福利分配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平衡，相当一部分人过着亦城亦乡的生活甚至就生活在农村，如何让这些人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

作者杨华，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省党建智库专家。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400天。本书为《县乡中国》作者的又一力作，深入剖析农民问题，提出兜底式保障的重要性，为农民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保护。

● 城乡二元结构

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既是经济结构，也是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它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生共和国政权为了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通过制定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全国劳动力流动，一方面是对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城市招工、农转非途径等做了严格规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以维持资本密集型城市大工业发展，导致了广大农民无法享受城市较为充裕的社会福利和公共物品。

另一方面是通过强制性粮食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剪刀差等行政手段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积累。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制度下形成的城乡有别的劳动用工、户籍治理与社会福利制度等也相当程度上被沿袭了下来，农民依然不能享受与城市同等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物品供给，农民的福利水平、机会平等、向上流动渠道等也无法与城市相比。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有历史合理性。但它也被普遍认为是剥削式的，是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和市民对农民剥削的结构。

随着近些年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城市户籍上所附着的社会福利和利益减少或被剥离，许多中小城市甚至完全放开了户籍。农民进城的许多藩篱也逐渐被解除，农民可以自由往返于城乡之间。而伴随国家取消农业税，国家对农村的资源输入越来越多，附着在农村户籍上的公共福利明显增多，而且还有继续增多的趋势。这说明农村户籍的含金量越来越高，农民愈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同时，国家不允许城市居民轻易获得农村户籍，规定他们不能到农村购买农地和宅基地。过去剥削式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为对农民利益给予保护的结构。

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形塑的意义在于，一是使得农民有三部分收入，分别是务工的收入、务农的收入和附着在农村户籍上的其他收益，包括种粮补贴、新农合、新农保、低保、救助、精准扶贫等。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保障了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权利，使得农民家庭可以获得务工经商所带来的货币化收益，同时又在制度上保障农民的土地不被城乡强势群体剥夺，确保了农民获得务农收益的权利。这两部分收入加起来足可以使一个家庭在农村挤进中等收入群体。而户籍制度上的其他收益则主要是对农民的兜底式保障，使得农民在面临困难、疾病、灾难等时不至于落入贫困状态，也为他们挤进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二是城乡二元结构为有能力在城里立足的中等收入农民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为进城失败者退回农村继续过有体面的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保留了退路。农村有能力进城者进城，进城失败者返乡，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中等收入农民进城和返乡权利的保障。

● 集体土地制度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在该制度下，村集体是土地的所有者，拥有所有权和为农业经营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农民则是集体土地的承包者，拥有承包权和经营权，农民可以自主经营，也可以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土地的资本性收益。对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形塑而言，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具有生产资料、社会保障和精神归属的功能。

农地的生产资料功能，是指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只要是村集体成员就能够依法获得集体土地的承包权，农民可以将承包地用作生产经营的基本资料。承包地对于一部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必不可少，土地上的收益占他们家庭收入的很重要的一部分。譬如对于半工半耕农户而言，只有将务工收入和务农收入合在一块儿才能够达到村庄的中等收入水平，少了务农的收入，单靠务工的收入也难以在农村获得体面的生活。对于纯粹务农的中等收入农民来说，他们不仅需要自家的承包地，还希望转入其他农户的承包地，只有达到一定规模经营之后，他们的家庭收入才能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即便是对于纯粹依靠务工经商就可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农户来说，土地仍是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他们将承包地给家里的老年人耕种，老年人既可以依靠土地生产自我养老，还可以看护和抚育孙辈，为子女减轻负担。如果缺少了老年人种地这部分隐性收入，纯务工经商户就要负重前行，很可能拖累他们步入中等收入水平群体。

集体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指的是集体土地能够为农民的失业、生存和养老等提供保障。集体土地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意涵是，只要是村集体成员，其承包土地的权利就不得被剥夺，即便是自己不耕种，也可以将土地经营权转出，而等到自己要耕种的时候，则可以按合同取回土地。对于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来说，当他们成为城市无效劳动力、无法在其他领域获得劳动收益后，他们就可以退回农村耕种土地，获取农业收入，而不至于失业或失去生存保障。同时，他们的子女则可以外出务工、经商或兼业，获得农业外收益。这两部分收益加在一起，依然可以使家庭稳居农村中等收入群体之列。即是说，有了土地保障之后，农业收益和农业外收益就可以实现代际转换和传递，使得农村家庭一直可以获得两部分收益。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另一意涵是，即便承包者不想要土地，除非退还给集体，否则就被强制性地安置在其名下，承包者不得买卖土地。这样，农民在年轻、尚属城市有效劳动力的时候，就不会出于短视或应急而将土地卖掉以获取短期资本收益，等到他们成为城市无效劳动力后就仍可以返乡耕种土地。集体土地还是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心理保障。当农民拥有承包地时，即便流转了出去，他们进城之后就无后顾之忧，因为就算进城失败，他们也不会觉得有多大损失，更不会没有饭吃、无家可归，“大不了就回家种地”。有了这种心态，他们就可以大胆地在城市务工、经商乃至创业。

● 隐性农业革命

“隐性农业革命”是黄宗智提出来的农业经济学命题，它指的是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并不是源于农业单位面积产出的增长，而是非农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提高，引起了消费需求的转化，进而促使农业结构由传统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向以果蔬种植及种养结合为主的饲养业转型。之所以中国会发生隐性的农业革命，与中国农业正遭遇一个主要由三大趋势交汇的历史契机有关：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农村人口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及其所带来的90年代以后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下降；二是80年代以来的快速城镇化，每年高达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和大规模的农民非农就业；三是人们食品消费和全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低价值的粮食转向更多的高值农产品，既是进一步资本密集化也是进一步劳动密集化的、能够吸收更多劳动力的农业。结果是农业劳动均产值的显著提高，在近30年达到平均每年5%的增长率，总共上升了五倍多，远远超过一般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其所带来的市场机遇使得一线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不是凭借农业产出量的增加，而是依靠从低值粮食转入高值肉禽鱼和果蔬的生产。

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在农村带来了两个相辅相成的后果，一个是土地的适度集中，一个是高值种养殖业兴起。在农村，无论是种植大宗农作物，还是从事高值种养殖业，都正在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其前提是土地自发地向适度规模经营户集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截至2016年6月底，全国农地流转面积已达到4.6亿亩，超过了耕地总面积的1/3。从全国农村的调查来看，农村自发土地流转形成的中国式家庭农场一般在30亩到100亩之间，少数达到200亩左右，其所占农户比重是5%到10%。也就是100户农户中有家庭农场5户到10户，少数发展比较快的地方达到了20户上下。中国式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是农村青壮年夫妇，属于典型的家庭作坊式经营。一对青壮年夫妇外加一台拖拉机或其他机械工具，在某些生产环节用机械或雇工的情况下，足可在100亩土地内进行精耕细作。家庭农场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经营形式，不仅劳动生产率高，而且产出率也高，具有一定的“去过密化”属性。家庭经营是最节约成本的农业经营形式，也适应于中小规模的家庭农场经营，尤其是对于拱棚蔬菜种植和种养结合中零碎、繁杂、密集而又不定时的劳动投入，家庭经营相对于工业化生产能够体现其优势。不仅如此，家庭经营可以同时结合两种或多种互补性农业经济活动，可以产生较大的范围经济效应，典型的如种养结合的饲养业。

中国式家庭农场的收入，如果是经营大宗农作物如水稻，耕种30亩到100亩，除去土地租种费用，年纯收入在3万元到10万元不等。从调查来看，通过土地流转来经营高值种养殖业的农户越来越多，不同地区农村根据各自的气候、土质、文化等，种养殖不同的种类，收入一般在中等水平线偏上，较种植大宗农作物收入要高。但是种养殖业对市场、技术等要求比较高，种养殖户要承担的风险也大。如经营经济作物苹果、沙糖橘、大棚蔬菜等，耕作10亩到25亩的年纯收入在5万元到20万元不等。养殖业也是如此，农民中小规模的养殖，比如一年出栏生猪50头到200头，按每头赚800元算，纯收入在4万元到16万元不等。中国式家庭农场主除了经营家庭农场外，农闲时还可以打些零工，收入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不等。这样算下来，一年的纯收入是5万元到20万元。这个收入在村庄中属于中等及偏上水平，足可以让经营户过上农村中等收入水平的生活。

从上述分析来看，隐性农业革命不仅是农业经济学的命题，也是农村社会学的命题。伴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与集中，农村适度规模经营和高值种养殖业的兴起，使一部分农民因此获得了农村中等水平线的收入，成为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即是说，隐性农业革命始于农民分化（农民流动、职业分疏等），反过来又作用于农民分化，壮大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重构了农民阶层结构。

● 多元就业格局

农民在非农外获得收益是其能过上体面生活的重要保障。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中国城乡存在大量的正规经济和非正规经济，除务农之外，农民就业形式也呈现多元格局，既有正规就业形式，也有非正规就业形式。所谓正规就业，是指在正规企事业单位就业，根据国家劳动法等法规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享受法律规定的各种劳动和社会保障，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工资性收入。与之相反，非正规就业就是劳方未能与资方按法律签订劳动合同，或者签订了劳动合同也不能严格执行合同条款，但已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就业行为。这两种就业形式在城乡、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中有不同的分布。

就城乡而言，在城市务工的农民既有正规就业的，也有非正规就业的，后者要比前者多。据相关调查，外出务工的农民在城市正规就业的仅占30%左右，而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的则超过70%。其中签订了合同的还有超过10%的农民不太清楚合同内容，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把这部分也算作非正规就业，那么非正规就业在农民工中就占80%以上。而在乡村，除农业外的就业基本上都属于非正规就业，即便是中小企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农村，非正规就业也占绝大多数。就不同年龄段而言，青年农民工多在正规企事业单位就业。十八九岁到三十五六岁的青年农民工主要在工厂流水线、销售、管理、文职、保安等岗位工作，一般会与企业工厂签订相关合同。而三十五六岁以上尤其是四五十岁的农民工，则一般在建筑、采矿、餐饮、纺织等领域就业，从事技术含量低、脏、累、重、苦、险和市民很少问津的工作，绝大多数属于非正规就业。就性别来说，女性农民工在非正规经济就业的比重要高出男性10个百分点，她们主要从事餐饮服务、商业服务、居民生活服务、清洁服务和加工制造业等。

农民之所以主要在非正规经济领域就业，除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制度设置、农民素质等方面的原因外，主要还与供需双方特性相契合有关系。从就业供给方来说，提供非正规就业岗位的领域，主要是处在产业链末端的行业，一般技术含量低、资金不雄厚、利润低、工作环境差；对体力和年龄的依赖性比较大等；对上游行业依赖性强，订单或工程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工作可能是非连续性的，等等。这就决定了这些领域对技术资质要求不高，岗位的替代性比较强，无法提供齐全的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工作可能具有阶段性、乃至临时性的特征，用工制度具有弹性。在乡村的非正规经济更是如此，它甚至是随时性的工作，需要用工的时候要临时找人，随叫随到，“谁有空就叫谁做事”，谓之“打零工”。

非正规经济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农村年轻人在这些领域就业的少，他们更适应于有固定工资收入、有社会保障、上下班有规律的工作环境，因此他们倾向于正规就业。而四五十岁及以上农民则与非正规经济岗位非常契合，他们上了年纪，头脑和手脚不再灵便，相貌不再年轻，学习能力下降等，使得他们对于正规经济来说是无效或半无效劳动力，难以在正规经济获得就业。

二是他们尚有体力而没有相关技术和资质，可以在建筑、采矿、餐饮、服务等行业找到适当岗位。

三是他们在农村有土地作为兜底保障，因而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不高，只要有活儿干、有钱挣就行了，对签不签合同无所谓，或有订单就做，没订单就不做，不会对工作过于焦虑。

四是他们还要顾及农村家庭的一大摊子事，包括孩子上学、老人照料、土地耕种（灌溉收割等）、酒席人情等，因而他们非农就业的时间安排要比较机动，可能闲时才有时间从事非农就业，或者需要随时从非农就业中抽身出来，即随时请假或辞工回家，等家里的事忙完了，又可以随时入职务工。

五是农民希望多拿订单、多干活儿、多挣钱，加班对于他们来说颇受欢迎。

六是如果村庄内部或附近有非正规就业岗位，农民就可以在家吃饭、附近务工，既可以节省交通食宿费用，还能照顾家庭。

七是许多农民不习惯于受规范束缚，习惯于自由自在地干活儿（想干活儿的时候干活儿，想休息的时候休息，想抽烟的时候抽烟），等等。

这些都与非正规经济中的计件监督、非全景式监控的工作空间相匹配。

一般而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越好，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岗位就越多，农民工就有更多的机会从事非农就业。正规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非正规经济也越繁盛，附近农村的年轻人更多地被吸纳到正规经济领域就业，而非正规经济的大量岗位就被腾出来留给中老年人了，因而此地中老年人亦能创造非农收益。而正规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非正规经济也不太活跃，这少量非正规就业岗位就更可能被没有外出务工的中青年人所占据，老年人在非正规经济务工的机会就大为降低。当前国家在农村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推动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等，为农村就近就业创造了更多的非农岗位。无论是“离土离乡”还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只要在非农经济岗位就业，就可以获得这部分经济的剩余利润，为他们步入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积蓄财富。

理解中国从书

《花村肖像：转型中国的农民生活》

林辉煌 | 著

《大后方：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中国农村》

杨华 | 著

东方出版社

当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65%。但是，中国城市化具有典型的“半城市化”特征，人们也普遍过着“亦城亦乡”的生活。

中国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在发生改变。一些根植于传统中国的社会机制，如家庭本位、集体主义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地解体和重构。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交往行为在变革。哪怕是最弱势的老人，最偏远的农村，也很难摆脱现代生活方式的洗礼。但我们必须警惕，将抽象和外来理论机械地运用于解释中国社会。因为，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与中国特色的城乡关系有关。我们提倡进入到中国社会内部中去，“理解中国”，就要调查中国、认识中国。

“理解中国”丛书尝试理解“变局”，以鲜活、灵动的方式将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呈现出来。丛书论题不拘一格，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努力，将“变局”图景拼接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