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发布日期：2024-09-19 13:24

来源类型：折纸大百科 | 作者：Tom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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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重大项目“《荆楚全书》编纂”(项目编号：10&ZD09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邱亚，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人，著名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学家。他早年治学遵循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20世纪四十年代末，他开始接触唯物史观，①新中国建立后，在新的形势要求下，更加广泛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自此，张先生的学术研究深深地烙上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印记。

一、张舜徽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前的学术路向

清人张之洞在《书目答问》里指出：“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②张舜徽先生认为这段话“不止是张氏一人的私言，而是当时学术界的公言。话虽说在清代末年，却反映了有清一代二百六十余年间学者们的治学次第和规格。”③张先生本人治学也是循此步骤，他在《旧学辑存》一书中说道：“吾早岁肆力于学，以文字、声韵、训诂为初阶，而后及于经传子史与文辞之诵习。循序渐进，固有次第先后，未尝躐等也。”④

就《旧学辑存》⑤一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张先生确实遵循了“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径。该书系张先生搜聚其四十岁以前未曾出版的论著而成，反映了他早年治学的实迹。内有《说文谐声转纽谱》、《声论集要》、《两戴礼记札疏》、《读书箋释之余》、《周秦诸子政论类要》、《读文札记》、《皇明经世文编选目》等著作，涉及小学、经学、史学、子学、词章等诸多方面。

“由小学入经学”的治学方法，重视考证、讲求无征不信。张先生早年即重视史料考证，但他反对琐碎的考证方式，他在1956年总结早年治学经历时说道：“在过去不太短的岁月里，我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是偏重在考证方面做工夫的。但我始终反对那种专致详于一名一物的琐碎考证方式，徒然堆砌很多材料，有征引而无论断，觉得那是一种贪多骛广、矜奇炫博的做法，对说明问题、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好处。”⑥

他主张考证也要讲大体：“我认为如不得已而有所考证，也必须在考证中讲大体；通过事物的剖析与辨明，来寻找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推见其大本大原，庶几以简驭繁、持类统杂，而收融会贯通之效，才有可能取得科学的系统的知识。”⑦其早年论著，如《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世说新语注释例》等，⑧或明刘、班叙录群书之旨，或究经注之原，或穷史注之变，⑨均能疏明大例，窥见古人著述之体，确与拘泥于一名一物的繁琐考证迥然有别。

“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小学是做学问的起点，经史考证是做学问的手段与方法，“经济”(经世济民、经世致用)才是做学问的宗旨。张先生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他把小学视为做学问的工具：“吾少时虽好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顾不欲尽此而止，以专门名家显于当世。特视此数者为读书之先务，精治而熟习之，大有利于读书耳。”⑩不把小学作为学问的终极：“然则斯编(《旧学辑存》)所录小学诸种，皆吾早岁所述，虽不无一得之愚，然非吾志之终极，断可知已。”(11)

张先生学问的终极即在于“经济”，他在《壮议轩日记》中写道：“余于问学一途，志不在小，将欲理统群言、挈其纲要，俾能施之当世，以宏匡济之效，安能郁郁久事笔研间。”(12)他早年的“经济”之术概括来讲，主要有两点：

第一，学术经世。他认为学术关乎国运兴衰，学者贵能通经明道以期致用，不可心存门户之见：“余平生考论学术流别，于门户之见深恶痛绝。言理学之有朱陆，亦犹言经学之有古今文，始于互相诋诬，卒则其祸乃中于国家。明季争辨朱陆之至而宗社倾，清季争辨古今文之至而邦族危，其效可睹矣。通经明道，本以致用，末学支离，言之愈高，去致用之途益远，而反足拨国本，颠倒如此，亦奚贵其能读书哉。”(13)学术不明，弊不胜言，要挽救世运，辨章学术势必不可缓。《广校雠略》正是他的辨章学术之作，即含有学术经世之意，《自序》称：“叔季祸乱相仍，由学不明，士不幸而躬逢其厄，苟能考镜原流，条别得失，示学者从入之途，其于振衰起废，固贤乎空言著书。”(14)

第二，教育报国。他在1943年3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暇念近年教士，自觉亦深有裨于来学，开宗明义即以《儒行》、《西铭》、《六家要旨》三篇为教，此三篇实垂诸日月不刊之典，立己立人悉由乎此……余每讲授此三篇时，征引浩博，启迪周详，后生闻吾言无不竦然有悟，亦足以发越其志趣。丁丧乱之世，不能膏泽斯民，耻固厚矣，苟能磨厉多士，底于有成，抑亦所以报国也。”(15)1944年10月26日又说：“舜徽自丁丧乱，一悔往者所学率支离，不适于世用。发愤取史乘及他经世之书急读之，七八年于兹矣。于天下兴亡之故、生民忧乐之本，独有以知其原，不惜为后生强聒不能休……夫知之而未能行，固已耻矣，不能行之于其躬，乃复默尔不出所知以晓人，是再辱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使能闻一言而兴起，厚积其学以将宏其施于天下，则犹及其身自行之也。”(16)

二、张舜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与运用

众所周知，在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历史观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瞿林东先生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一文中就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17)瞿先生所说的“历史观”包括进化论和唯物史观，他尤其重视后者的巨大作用，认为：“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18)

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历史实际相结合，便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正如周文玖先生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史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期间，它与其他史学流派有冲突，也有相互影响。它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一是它顺应时代要求，自觉地接受和完成时代赋予史学的使命，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二是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对历史的微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宏观研究方面，均显示出其独特的优越性。无论是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还是实现历史学的科学价值，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9)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既注重学术求真，又讲求学术致用，它将历史学的科学价值与社会功能统一了起来。张先生重视经史考证，而不至于支离琐碎；追求经世致用，而不涉于浮浅虚泛，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学术求真与学术经世也是相统一的。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重点、方法等方面，张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有很大差异，但学术求真、致用的精神实质是有相通之处的，这应当是他接受唯物史观的内在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1950年，张先生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年，更加全面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他接受唯物史观的外在因素。

张先生接受了唯物史观，但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前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不同，他对唯物史观鲜有理论阐发。他主要是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创造性地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自己的史学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自己的史学研究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将张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接受与运用情况总结如下。

(一)接受五种社会形态学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但是关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如何分期的问题，人们的意见并不统一。(20)张先生很早就接受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成书于1948年的《广文字蒙求》中就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提法。至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他并没有人云亦云，他有着自己的思考，早年采用的“西周封建说”，晚年改奉“秦统一封建说”。

张先生在1956年时，认为夏、商同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他的论断主要建立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之上：“在中国殷周间的剧烈转变，便是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转变。这里，应根据可靠材料，作经济上的分析。首先是封建社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土地占有关系和农业生产的经济基础上；它和奴隶社会的区分，也就在这里。根据《诗》、《书》所载以及其他史料，可以考知西周农业极其发达，并且已有公田、私田的区别，农夫在服役代耕外，还有余闲自耕其地。这和奴隶的没有人身自由，便截然不同了。所以夏、商同为奴隶社会，宜其制度无多变革；西周既进入封建社会，其制度便随新的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大大地变革了。”(21)

到了晚年，他依然信守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但调整了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分期的看法。其《中华人民通史》一书，将我国“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社会称为原始社会，将夏、商、西周、春秋、战国视为奴隶社会，秦至清为封建社会。(22)该书指出：“西周是以周族的姬姓奴隶主贵族集团为主体进行统治的奴隶制国家。”(23)当西周切实执行分封诸侯的政策后，“周王朝是以‘宗周’为中心的许多封国组成的一个奴隶制大国。”(24)他认为商代、西周土地均为国有，同为奴隶社会，西周末年，土地开始由国有变为私有，社会性质逐渐发生了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性质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张先生不把封建社会的开端定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是定在秦朝，主要是考虑到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崩溃，封建社会正在孕育、形成的时期。各国虽先后进行了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生产力的变化和需要；但是发展极不平衡，有的进入了封建社会，有的还在奴隶社会，有的正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不过是局部的现象。就整个中国来看，不能算是进入了封建社会。……真正由于条件成熟，伴随着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出现，摧毁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实行全国范围的统一的整体规划，成为典型的封建社会，是从秦朝开始的。”(25)

“西周封建说”比“秦统一封建说”的影响大，张先生由“西周封建说”改为“秦统一封建说”，反映了他对古史分期问题认识的变化，也体现了他善于独立思考的学术秉性。新中国成立后，主张“秦统一封建说”的学者，以金景芳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来说，实际上，就是从井田制、分封制和礼治向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和法治的转变。(26)这种转变正是在秦统一之时完成的，因此，他主张中国跨入封建社会始于秦朝。金先生主要考虑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没有留意到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张先生的见解无疑为“秦统一封建说”提供了一定的理据，也为讨论古史分期问题的学者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二)采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历史

五种社会形态中的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都是阶级社会，张先生既接受了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运用阶级观点研究中国历史自是题中之义。

他的未刊稿《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是一部把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区别开来，加以总结和分析的著作。全书共六册，每册各有标题，分别为“统治阶级树立威势的基础”、“统治阶级欺骗人民的方法”、“统治阶级的生活享受”、“受压迫人民的痛苦”、“封建社会的教育”、“封建社会的文献”。前四册的阶级观点由它们的标题即可窥见，后两册叙述封建社会的教育与文献，实际上也贯穿着阶级观点。第五册论述封建社会的教育，开宗明义便指出：“封建社会的教育完全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27)第六册讲述封建社会的文献，设有“统治阶级对图书的摧毁”、“统治阶级对文物的破坏”两节内容，专门概述了封建统治阶级摧毁图书、破坏文物的历史事实。

《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中所展示的阶级分析观点，浓缩到了后来的《中华人民通史》之中。《中华人民通史·社会编》指出：“社会的变革，是人类历史的重要内容。由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进入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到了阶级社会以后，出现了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争夺相杀，被统治的广大人民，受尽了剥削压迫的痛苦；统治阶级的少数人穷奢极欲地过着腐朽、罪恶的生活；因而激起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这是极其自然的事。”(28)在此种认识的指导之下，其《社会编》设有两个大标题，分别是“远古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社会——原始社会”、“进入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以后”。在“进入有阶级、有剥削的社会以后”大标题之下，设有“统治阶级的改朝换代”、“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统治阶级的腐朽和罪恶”、“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革命”等四个小标题，用阶级分析观点对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基本历史事实作了简要概述。《中华人民通史·制度编》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土地、赋税、货币、职官、铨选、教育、宗法、礼俗、军事、刑法等制度进行了介绍。张先生认为，在阶级社会所产生的这些制度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张先生的阶级分析观点不仅体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还体现在古文字研究领域。他在《广文字蒙求》第三部分中运用了阶级分析学说，从解释古文字入手，概述了统治阶级生活享受的基本情状与被统治阶级受到压迫的历史事实。

比如在解释“君”字时，他说道：“剥削阶级，上自帝王，以及贵族、官僚、地主，都是只讲享受而不做事的。特别是最高统治者，是用‘无为’二字来掩饰自己的罪恶。劳动人民也曾在文字上描绘了他们的形状。君字的古文作，象枯坐拱手无所事事，而但发号施令之形。”(29)在解释“妾”字时说道：“《说文》：‘有罪女子给事之得接于君者。从从女。《春秋》云：女为人妾。妾，不娉也。’在封建学者笔下的所谓‘有罪’或‘罪人’，完全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任意加上的。妾的身分，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地位是很低的。既没有人身自由，替统治阶级进行无偿的奴隶劳动；又供统治阶级随意玩弄，纵淫取乐。”(30)

以阶级观点分析古文字、以古文字来探索远古史实，这种方法在他后来的论著中还有体现。他在《初学研究甲骨金文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根据《说文解字》所载，结合甲骨金文已经认识了的字，对“男”、“妻”、“右”、“仁”、“仄”、“安”、“奚”等文字进行了贯通的分析，得出了“我们祖先，是爱劳动的；并且重视集体劳动”、“男女分工，都在辛勤地忙于生产”、“劳动大众在阶级社会里，从来蒙受惨酷的剥削和压迫；并且有刑法监狱来迫害他们”、“劳动大众对于剥削者不劳而获、安坐而食的生活形式，是极其鄙视而仇恨的”等结论。(31)

早在20世纪初，刘师培先生就注意到了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西人社会之学可以考中国造字之原”，(32)一方面又说：“故欲社会学之昌明，必以中土之文为左验”。(33)运用社会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文字，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方法，真正做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却并不多，张先生用阶级分析学说来分析中国古文字、用古文字来考证史实正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三)信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最初来源于毛泽东同志的某些论述。(34)建国之后，史学界论证并接受了这一命题。与众多学者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论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同，张先生另辟蹊径，考证和宣传了劳动人民祖先在生产实践、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以此说明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其《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即为系统总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主要发明创造的代表作品。

长期以来，人们未能意识到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张先生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国过去旧的历史书籍，浩如烟海。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围绕着统治阶级来写作的。有关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活动的史实，记载独少，或者载而太略；一是涉及古代事物的创造和发明，每每归功于个别人物，甚至远嫁名于荒古不可知之人，并从而加以夸饰，描绘为智周万物的“圣人”，因而淹没了劳动大众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35)

对此，他一方面注重史料收集，做详细考证的功夫；另一方面注意探究事物发明创造的实际情况，揭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发明的通例。一般认为，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是指同时同地、鸠集若干人分工合作，共成一事。张先生指出，劳动人民的集体创造还有另一种表现形式，即“上下数千年间，前人有所创造而未竟功，后人继续去做，在原有基础上，发展它，丰富它，以至于无穷。”(36)这无疑道出了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通例。在此认识基础上，他进一步阐释了个人创造与集体创造的关系：“事物总是不断前进的，因之继续发展，也没有停止；所以集体创造，也从来没有间断。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虽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发明了或者创造了一些东西，但是毫无疑问，在他们以前，必然继承了前人已取得的成果，然后有着力处；在他们以后，又必有赖于后起者凭藉这一新的成就，再向前发展与提高。如果认真从人类历史进程的整体来看，那些所谓发明家和创造者的个别人物，也不过是集体创造中的一员而已。”(37)

在具体分析某一事物的创造发明时，他贯彻了这一通例。例如，在探究造纸术的发明时，针对当时人们一谈到造纸术的发明，便归功于蔡伦的现象，张先生指出，造纸术不是蔡伦一个人的创造，在他以前就有更原始的造纸术，成为他的依据。张先生通过联系《说文解字》中“纸”、“”、“潎”三字的说解，再结合谢肇淛、祈骏佳诸家的论述，证明了我们祖先很早就已经知道在水中捣碎丝绵，使它变成屑末，再用细竹簾捞起来而成为纸的方法。这种用丝绵造纸的方法远在蔡伦用树肤、麻头、敝布、鱼网造纸以前，因此，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人，而是造纸术的改进者。(38)

又如，在分析医药发明时，张先生反对归其功于神农、黄帝这一类“生而知之”的人物。他认为“神农尝百草”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人们把医药等事物的发明归功于神农、黄帝，是“托古”的行为，目的是为了能见重于当世。他指出，“我们祖先对于一切事物的发明创造，从来就不注意到发明家是谁，所以很难找到创造者的主名。况且药物的发现，断不是出于一人，定于一时，而是经历了多少世代，积累了多少人的经验才总结成功的。这无疑地是劳动人民祖先伟大的集体创作。”(39)张先生总结的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通例是符合史实并具说服力的。通过叙述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生活方面集体创造的伟大成就，他有力地揭示了劳动人民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的主要内容，后来被收入《中华人民通史》的《创造编》和《学艺编》。张先生在《中华人民通史·序》中说道：“我感觉到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打破王朝体系，而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围绕人民来进行叙述。……此书既以人民为历史主人，又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便可名之为《中华人民通史》。”(40)又说：“这部书是写给广大人民看的，不是写给专家学者们看的。广大人民需要易于消化的精神食粮，所以本书力求叙事浅明，通俗易懂，使他们在紧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趁休息时了解一下本国历史，油然而生爱国之心，以激励其奋起向上、努力报国之志。”(41)他还提出要将知识交给人民：“我平生总觉得一个上了年纪、已能辨识治学途径的史学工作者，在写作上，应该以提高与普及并重。不可偏重提高，追求专业的登峰造极；而必兼顾普及，将知识交给人民。这才合乎时代的要求，适应大众的期望。”(42)“以人民为历史主人”，说明张先生信守“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写给广大人民看”、“将知识交给人民”，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思想。

张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以五种社会形态学说解析中国社会，用阶级观点分析中国历史，通过考证古代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成就来说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张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家，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家关注较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关注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要全面地分析、评价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它在中国史学史、学术史上的地位，对张先生等一大批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学者们的学术成果进行研究与总结，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注释：

①张舜徽先生的《广文字蒙求》作于1948年，书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学说，表明新中国以前张先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此点，参见刘固盛、王闯《论张舜徽先生史学思想的特点》，载周国林主编《张舜徽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②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书目答问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58页。

③张舜徽：《顾亭林学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页。

④张舜徽：《旧学辑存》，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3页。

⑤《旧学辑存》内有论著20种，附存《忆往编》1种。《忆往编》作于1981年，其余20种论著，除《读书箋释之余·墨子小箋》作于1949年外，其他论著写作时间均在《广文字蒙求》之前。

⑥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序言》，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页。

⑦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序言》，第2页。

⑧《汉书艺文志释例》、《毛诗故训传释例》于1946年刊入《积石丛稿》，《世说新语注释例》作于1943年。

⑨张舜徽：《广校雠略·自序》，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页。

(12)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338页。该《日记》时段为1942-1947年。

(13)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9页。

(14)张舜徽：《广校雠略·自序》，第1页。

(15)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325-326页。

(16)张舜徽：《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第517-518页。

(17)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8)瞿林东：《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19)周文玖：《建设烙印着时代要求与民族特色的新史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30日。

(20)王学典在《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一书中指出：“1952年，郭沫若出版《奴隶制时代》，此书的出版推动古史分期讨论成为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论战，并形成了‘战国封建说’、‘东汉封建说’、‘春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等诸种论断，其中尤以‘战国封建说’、‘西周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影响最大。”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1950-2000)》(上册)，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页。

(21)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第184-185页。

(22)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6-438页。

(23)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第221页。

(24)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第222页。

(25)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第232页。

(26)金景芳：《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下)，《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

(27)张舜徽：《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第5册，未刊稿，湖南图书馆藏1957年，第1页。

(28)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上)，第207页。

(29)张舜徽：《旧学辑存》，第266页。

(30)张舜徽：《旧学辑存》，第246-247页。

(31)张舜徽：《中国史论文集》，第30-35页。

(32)刘师培：《左盦外集(六)》卷6，《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修绠堂刊布刘申叔先生遗书，1934年版，第1页。

(33)刘师培：《左盦外集(六)》卷6，《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第2页。

(34)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35)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36)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第1页。

(37)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序言》，第1-2页

(38)参见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第87-88页。

(39)张舜徽：《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物志》，第168页。

(40)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上)，第2页。

(41)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上)，第3页。

(42)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序》(上)，第3页。

（原文刊于《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