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元素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

发布日期：2024-09-18 16:21

来源类型：度小视 | 作者：凯莉·勒格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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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ium The Name of What We Do

技术的洗礼

技术元素 （technium）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存在。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技术都被人们忽略了，直到近代它才有了名字。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是什么，它做了什么，以及它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技术”这个词意味着炼铁厂、电话、化学制品、汽车、硅芯片和其他一大堆冰冷的东西。我们几乎都能听见技术厚重的颚音中那金属震荡之音——tek，tek。

但是这并不是三千年前这个名字产生的由来。“技艺”（techne）是古希腊人用来形容给事物以形状的动作的词，例如用陶土制作罐子、用木头制作桌子。这有些像我们所说的“手工艺”（craft），尽管其含义远远大于简单的手工劳动。这是一门带有创造精神的手工活，它更像是一门艺术。古希腊人认为工匠和技工将羊毛制成毛衣、大理石做成饰物、铁制成斧头以及将银打造成珠宝；而手工艺人的“技艺”不仅反映了他们双手的工作，而且也反映出了他们的才智，这些才智中属于艺术家的那一部分精神在陶土中呼吸着。“技艺”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独一无二的高尚行为。

“灵巧”（craftiness）曾被认为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techne”是人类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技艺”也用于表示在各种情景下以智取胜的能力。正因为如此，这一特性在古希腊人中得到了极大地珍视。奥德修斯[1] 之所以成为英雄，部分原因在于他制造了一些能逃脱诸神和命运设下的陷阱的小发明（“技艺”）。他通过声称自己叫做“没有人”这个聪明的小把戏（“技艺”）让独眼巨人昏了头。那个天才的特洛伊木马同样也是他的主意。荷马说赫菲斯托斯使用“技艺”打造了细如蛛网的钢铁链条来约束他不忠的妻子。当赫菲斯托斯抓住他的情敌战神阿瑞斯时，其他的神赞扬赫菲斯托斯道：“尽管他腿脚不便，却利用手工艺（“技艺”）抓住了阿瑞斯。”

但是在最开始时，古人对这些精巧的东西感到很困惑。这些手工艺品得以实现真的是因为它们自己吗？还是说一件手工艺（“技艺”）品所有的内涵都源自艺术家的创造呢？关于手工艺的这些含混之处同样也存于古希腊哲学家中。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柏拉图认为手工艺是低贱的、不纯洁的以及有失身份的。即使一个木匠做出最舒适的床，这张床也比不上理念中的那张床。但是同时，柏拉图也为手工艺人惊人的创造力而着迷。尽管这些手工业艺人似乎让诸神蒙羞，但是同时他们又知道“许多美妙的事情”。在柏拉图的《高尔吉亚篇》中，卡里克利斯向苏格拉底抱怨道：“柏拉图无时不刻不在谈论修鞋匠、洗衣匠、厨子和医生。”苏格拉底认为，一件艺术品经由手工艺人之手并且被赋予生命，这在宇宙中属于小概率事件。

在古罗马时代，那些对新奇事物无限迷恋的知识精英从未对发明给予任何关注或者赞扬。波西多尼奥斯宣称肯定是某位聪明的哲学家第一个发明了工具，而塞内加针锋相对地回应道，并不是什么哲学家，而是一些只会愚蠢地盯着地面的人发明了工具[2]。

但是实际上，在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些试图树立一个宇宙逻辑思维的大规模学术研究中，手工艺品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问题。由于柏拉图轻视实用知识，在他对所有知识（都是些抽象性的知识）的细分中忽略了与手工艺相关的一切。除非涉及到道德问题，否则他是不会去探寻编织的细节的，而编织这门学问也不会出现在他的学术研究计划中。

古希腊人认为手工艺的问题在于，技艺提供了实用性却没有为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因此实用性就排在娱乐之后而成为一种美德。哲学家们想知道“技艺如何实用”？“技艺”具备一切潜能。如果有意识地引导这种潜能将会怎样呢？于是物质世界被经典哲学家在用其他理解方式探索已知世界的过程中忽略了。这本该引导接下来两千年的研究。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没有说太多手工艺的事，但是他确实就艺术发表过意见，他称艺术是“生成”某物的行为。他将手工艺归类于“生产性的艺术”——又是实用性的角度。手工艺是对自然的重现，向自然学习你就学会了一切。

在对发明的创造性持续的忽略中，唯一的例外就记录在亚里士多德的文章《修辞学》（Rhetoric）中，在这里他谈到修辞的“技艺”。在一个阐述语法问题的千篇一律的段落中，亚里士多德首次将希腊语“techne”和“logos”[3]组合成了一个词“technologia”。但是人们无从知晓亚里士多德四次使用这个新词“technology”时想表达什么，究竟是对词语的修饰还是关于手工艺的词语？是对艺术的看法还是指说话的艺术？

经典哲学中没有一本专著能解决“技艺”的地位问题，或者用一个明确的方法将其归纳。人们对关于手工艺的外延的困惑、长期以来对艺术道德品质的怀疑，以及对这些聪明的发明究竟在宇宙中扮演什么角色完全没有头绪，最终导致其既无名字，亦无身份。历史学家埃尔斯佩思·惠特尼（Elspeth Whitney）写道：“没有一种古代学科分类像现在一样，将艺术全部置于技术之下。”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不太擅长探索，但是他们在伟大发明上所作出的贡献却是显著并令人称道的。早在公元前600年前，古希腊的转轮和上色技术使得他们生产的灰陶成为地中海国家市场的宠儿。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绘制了第一张世界地图。古希腊人发明了冶铁术、风箱、磨刀石以及钥匙。古罗马人更是制造了数以百计的新物件：藏宝室、高架水渠、吹制玻璃、水泥、下水道、水磨等等。然而在他们那个时代以及随后的数个世纪里，所有这些制造出来的工具几乎都被人们忽视了。每个时代都有聪明人和贸易秘密，对于易于传播的天才发明来说，世界其实并不大。除了古人的精神世界外，技术可以在古代世界的任何地方找到。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创造的“technology”这个词在古典时期过后即被抛弃，成为某些疑难文章的脚注。在随后的数个世纪里，学者们继续把做东西称为“手工艺”（craft），称发明创造为“艺术”（art）。随着工具、机器以及新发明的重要性日益显著，整个手工业被改称为“有用的艺术”，这很大程度上是受亚里士多德所称“生产性艺术”的影响。每一种有用的艺术——采矿、纺织、冶金、女工——都有其自己的秘传知识，这些知识通过师傅——学徒的关系来传承。但是有用的艺术仍旧是一门艺术，它是制作者的一种延伸，这个术语仍然包含古希腊原本的手工艺和聪明的意思。

在接下来的一千年里，艺术和技术被视为完全不同的学科。艺术的产品，例如铁篱笆、精细的马车车厢、一条水渠或者马槽都是艺术家独一无二的表达。这些东西有用吗？当然，重要的是它们来自于一个特定之人的独特的聪明与天才。这意味着，就像历史学家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所说的：“大规模生产对于经典思维而言不可想象，而且也并非出于技术原因。”

到欧洲中世纪时，个人的才智更是孕育了众多辉煌的文化艺术精品。之前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会出现大教堂式建筑、新奇的音乐和文学，以及对武器的大胆开发。这些都好像是突然出现似的。而工艺对自身最大的完善来自于对新能源的利用。一种有效的马项圈在社会上流传，加大了能被耕种土地的面积。当水磨以及风车磨坊的性能提升时，更是加快了原木、面粉以及排水系统的发展。而且所有这一切的富庶都不是建立在奴役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技术史学家林恩·怀特[4]（Lynn White）所写的：“中世纪中后期主要的辉煌不在于那些大教堂，不在于其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也不在于其经院哲学。它的辉煌在于，这是史上首次建立在非人力基础上，而不是奴役和骸骨之上的高等文明。”机器变成了我们的劳动力。

自动力计时装置的出现让人们形成了一种时空视角——时间是周期性的运动。计时装置在所有的新发明中都有应用，它赋予机器以心脏和头脑。自动力计时装置比其他发明的进步之处在于它预示着所有组装起来的东西都可能分享同一个名字。

到19世纪时，世界迅速地被新技术和新思想所占据，这些新事物扰乱了旧有秩序，引发美国以及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但是那时，这个充斥于人们生活之中、进入到农场和家庭之内、生长于城市之间的新事物依旧没有名字。每个部族文明都知道，名字带来力量。为隐形之物命名，它便能为人所见。1829年一名哈佛教授詹姆斯·雅各布·毕格罗（James Jacob Bigelow）命名了这件围绕在我们身旁却一直无名的事物。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就“有用的艺术”进行了一系列演讲。他强调，“有用的艺术”在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实用性要求我们系统地教授以及研究它。他称这种大众知识为“技术”（TECHNOLOGY）——这个被重新启用的希腊词语。在一本名为《技术的要素》（Elements of Technology）的书中，他百科全书式地归纳了每个领域技术（采矿、工程以及化工）的主要特点，这是一本关于“技艺”的目录。他希望这本目录能成为这一学科首期课程的教学大纲。

右图的这一页就是技术元素的洗礼和命名仪式。一直在发展的思想终于成为了现实——它们被命名为“技术”。我们现在看见了它，看过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无法看到它。看着它，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想要些什么。

2004年11月24日

[1]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故事中，经历过特洛伊十年鏖战的英雄奥德修斯于回家途中登陆独眼巨人聚居的西西里岛。他带着12个希腊人为了寻找补给来到一个巨大的洞穴，那里正是波吕斐摩斯的巢穴。波吕斐摩斯回洞后发现了奥德修斯一伙，立刻用巨石封堵了洞口，并随后残暴地摔死和吞食了其中几人。奥德修斯悲痛万分之下想到了一个逃走的计划，他把没有勾兑的烈性葡萄酒给波吕斐摩斯喝，并告诉他自己的名字叫“没有人”。乘着巨人醉酒后熟睡，奥德修斯带着剩下的人把巨人用作武器的橄榄树桩削尖磨锐，然后几人一起举着插入了巨人的独眼。盲目的巨人大声痛呼，希望岛上其他的巨人来帮忙，但他呼喊的“没有人攻击我”只被当成了玩笑，没人前来。第二天，巨人和往常一样把他洞里圈养的大羊放出洞外吃草，在洞口他一一摸着羊的脊背，防止奥德修斯等人骑羊逃走，但奥德修斯和他的手下还是藏在羊的肚子下面安全逃出。回到船上的奥德修斯大声嘲笑波吕斐摩斯“没有人没有伤害你，伤你的是奥德修斯”，这一傲慢举动为他招来后来的不幸。波吕斐摩斯向他的父亲波塞冬祈祷，要求报复奥德修斯，波塞冬唤起巨浪和大风，将奥德修斯的船吹离了回家的航线，后面遭遇了更多艰险。（来源：维基百科）

[2]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其作品《论道德·致卢齐利乌斯（第90封信）》（Moral Letter to Lucilius / Letter 90）中提到，波西多尼奥认为某些智慧的人发现了铜和铁并发明了锤子和钳子等工具。但塞内加并不同意此观点。他认为山火致使矿石裸露地面，而恰被这些经常躬身盯着大地的人发现。他们之所以首先使用工具也是因为他们经常和这些工具打交道。他认为发明者是灵巧而敏感的却称不上伟大而智慧。

[3] ?“逻各斯”（Logos）在希腊文的愿意是“话语”的意思。一方面它代表了语言、演说、交谈、故事、原则等原意，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理性、思考、计算、关系、因果、类推等等。（来源：维基百科）

[4] ?林恩·怀特（Lynn white, 1907—1987），当代美国历史学家、环境伦理家，著有《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等。（来源：新浪网）

The Most Powerful Force in the World

世间至强之力

即便算上农业的漫长轨迹，技术元素的成形也仅需要不到地球陆地表面百分之一的原子。而质量与能量这一丁点儿技术碎片给这个星球带来的影响与其大小极不相称。以每克或每卡路里的影响力来衡量，没有什么能与我们创造的东西相提并论。技术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从智人兴于非洲并向这个星球每个宜居流域拓殖那一刻起，他们的发明便开始改变其周围的环境。智人的打猎工具和技术具有深远影响：技术让他们能杀光主要的食草动物（猛犸、巨型麋鹿等），这些动物的灭绝永久性地改变了整个草原生物群落的生态环境。居支配地位的食草动物被消灭，给整个生态系统造成连锁反应。新的掠食者、新的植物物种及其竞争对手和同盟军走上舞台，占据并改变了生态系统。由此几个部族的人改变了成千上万其他物种的命运。当智人学会用火，这一技术进一步大规模地改变了自然地形：这一小小的技术——放火烧荒，逆火控制，引火做饭——对整个大陆的广大地区造成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后来随着农业发明在整个地球的不断涌现和传播，所影响的就不只是地球表面，还有其厚达100公里的大气层。农耕破坏了土壤，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一些气候学家认为正是这个始于八千年前的早期的人为升温阻止了下一个冰期的到来。农耕的广泛采用破坏了自然的气候周期，这个周期本可以把北半球的绝大部分地区重新“冻住”。换句话说，农业使世界变得（并仍在变得）适于发展更多的农业。和大多数复杂的技术一样，农业这个包括驯化的动植物、灌溉基础设施和土壤管理的集成系统是自我维持的，会改变周遭环境来促进自己的发展。

当然，在人类发明了以浓缩的古老植物（煤）而不是新鲜植物为食的机器后，随着机器数量的增加，由机器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进一步改变了大气平衡。机器一旦掌控这个充裕的能量来源，技术元素便四处开花。以石油为燃料的机器不仅改变了农业的闲适、生产效率和传播（加速一种旧趋势），机器还更快地钻探出更多石油（创造一种新趋势），提高其加速度。如今，所有机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超过了所有动物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接近由地质力量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艾伦·韦斯曼[5] （Alan Weisman）在写作《没有我们的世界》（World Without Us）时提出，从地质学来看，这和一连串永不熄灭的火山别无二致：“通过开采碳基形式的燃料并把它喷向天空，我们已经变成一座自十八世纪初以来就从未停止喷发的火山。”其影响不仅具有全球性，而且极其持久：“我们改造过的空气弥漫在那些我们死后还能保持极长时间的人造物品中间。”据气候学家泰勒·沃尔克估算，“在不依靠技术性缓解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地质周期需要用十万年才能把农业和工业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浓度恢复到技术出现以前的水平。”

技术元素每年都要消耗超过40万亿磅煤、1.6万亿磅铁、2000亿磅石膏、1.2万亿磅小麦，这只是满足其庞大胃口所需的成千上万种原料的数据中的四个数据，而全部总需求量每年增速超过5%。在现代世界中，技术元素每年平均必须处理20吨原子来养活一个男人（女人或孩子）。

技术元素的巨大力量并非来自其规模，而是来自其自我增强的天性。一项突破性的发明——例如字母表、蒸汽泵或者电——能够引起更深刻的突破性发明，比如书籍、煤矿和电话。接下来这些进步又引起其他突破性发明，比如图书馆、发电机和互联网。每一步都在保留此前发明的大部分优点的同时增加了更多力量。一个人的想法（一个纺车吧）能够蹦到其他人脑子里，演变成一个衍生想法（把纺车放在雪橇下面以便于拖运），而这就打破了此前的平衡，从而引起变化。这种变化往往会唤起别人的另一个想法（用牛来拖纺车），这反过来又造成了另一场混乱、另一次重新平衡、另一次变化。一旦开始，这个跷跷板游戏往往会持续好几代。一个想法激发出两个新想法，然后二生四，四生八，这个技术连锁反应在整个社会来回激荡，不断累积力量，变化永不停息。高性能机器使企业能够制造出更高性能的机器。智能芯片帮助人们制造出更加智能的芯片。这些良性循环就像摩擦精灵的神灯所许的最后一个愿一样：再许三个愿望。自我增强的传奇故事在每一个技术领域中上演。

然而不是所有由技术引起的变化都那么美妙，那么讨人喜欢。曾让非洲深受其害的形成产业规模的奴隶制，是在运俘船实现跨洋航行后才变得可行，而能够廉价地加工奴隶种植和收获的棉丝的轧棉机，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离开了技术，如此大规模的奴隶制根本无法想象。成千上万人工合成的持久性毒素，不论给人类还是其他物种的自然循环都造成了大规模破坏，可以说这是由小发明引起的不必要的大问题。战争是个特别危险的放大器，能释放由技术带来的巨大消极力量。能把全新的暴行强加于社会的破坏性恐怖武器，是直接从这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中产生的。

另一方面，这些消极后果的补救办法同样源自这股极其强大的力量。基于本土民族的奴隶制曾被大多数早期文明所采用，史前时期也大抵如此，零星边远地区可能仍在持续；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归功于传播、法律和教育的技术工具。检测与置换技术能够使我们摆脱对合成毒素的日常使用。监督、法律、协商、警务、法庭、公民媒体和经济全球化的相关技术能够缓和、抑制甚至从长远来看减缓战争的恶性循环。

一切社会变迁都可以追溯到我们头脑中的产物。文明的历史从来都是我们所创造的社会组织发生的连锁性连续事件。社会起初不过是狩猎采集者组成的乌合之众，数代之后有了首领，凭借对农田、土地和用水权利的权威性裁决真正定居下来，进而孕育出城市，最终形成国家和民族。文明的每一步都被赋予了如下特征：更加社会化的组织，（家庭关系以外的）人与人之间更多不同种类的联系，更多互相依赖的网络，这给《非零年代》（Non Zero）作者罗伯特·赖特[6] （Robert Wright）所说的“非零和”带来更多新内容，那就是自我强化，互惠互利。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每个组织都作为一个平台，以便给公民带来更多新的组织方式。这个自我改进的“再许三个愿”的递归式循环周而复始，增强了其原始力量。

协作的力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只不过这个良性循环远非一般意义上的利他主义，因为参与者往往并非有意识地参与协作，实际上可能处于相互竞争甚至是寄生的状态。卖一桶葡萄干的雅典商人和马其顿的葡萄种植者或科林斯的囤积仓库投机商之间没有协作，然而这三者形成了一个扩展其共同利益的系统（一个新兴市场）。这是个多赢格局。这种累积型社会组织展现出某种超越睦邻关系的纯数学味道。与其说这个系统基于愉快的友谊，不如说这个递增体系是基于信息流的，这个信息流将信任与竞争拉紧形成相互依赖的网络。随着这些链接的增加，这种增强与加速的力量也相应增大。

进步乃或道德进步终究也是人类的发明。它是我们意志和头脑的产物，因而也是技术。我们可以判断奴隶制不是好主意。我们可以断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是好观念，而非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我们能通过签署条约宣告某些刑罚为非法。我们能用书写的发明来激励责任感。我们能有意识地扩展与我们心心相印的人际圈子。这都是发明，和灯泡与电报机一样，是我们头脑的产物。

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改良的回旋加速器不是由伦理或宗教，而是由技术推动的。通过注射这世上力量最强大的递增药剂，社会得到发展；遍寻历史，社会组织的每一个进展都是由新技术的介入驱动的。书写的发明解除了法律公平公正的束缚。标准铸币的发明使贸易更加普遍，激励了创业精神，催生了自由思想。历史学家林恩·怀特写道：“很少有发明像马蹬那样简单，然而也很少有发明对历史产生过那样重要的催化剂作用。”在怀特看来，给马鞍配上脚蹬使骑手能够在马背上使用武器，这使骑兵获得了相对于步兵的优势，使养得起马的领主获得了优势，从而支持了贵族封建主义在欧洲的兴起。马蹬不是该对封建主义出现负责的唯一技术原因。正如卡尔·马克思的著名论断所说：“手推磨带来的是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磨带来的则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由圣芳济会修道士1494年发明的复式记账，使公司能监督其现金流并首次操控复杂商业。复式记账法撬动了威尼斯的银行业，开创了全球经济。1960年避孕药的发明帮助了女权主义的兴起。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传播推动基督徒们阅读他们宗教的创始文本，做出自己的解释，在宗教内部或反宗教立场上发起“抗议”这一思想。早在1620年，现代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就意识到技术正变得多么强大。他列出三项曾经改变世界的“实用艺术”——印刷机、火药和磁罗盘。他宣告：“没有一个帝国、一个教派、一起事件加诸人类的力量能比这些机械发明更大。”培根帮助开创了加快发明速度的科学方法，此后一个接着一个概念种子打破了社会均衡，社会便处于恒定的变化之中。

钟表这种看似简单的发明具有意义深远的社会后果，它将连续不断的时间流平分成可计量的单位。一旦时间有了一张脸，它就成了主宰我们生命的暴君。计算机科学家丹尼·希利斯[7]（Danny Hillis）坚信钟表的齿轮谱写了科学及其众多后继文化的历史。他说：“钟表的机械装置是我们对自然法则独立运转的一个隐喻（随预设规则机械运转的电脑就是钟表的嫡系子孙）。一旦我们能把太阳系想象成自动机械装置，对自然界其他方面的归纳基本上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科学进程开始了。”

将任何大尺度的文化变革归咎于单一原因绝不是明智的想法。变革影响的人越多，其背后的因素可能就越多。由复杂环境构成的网络必须向中心收敛才能在复杂社会里引起标志性的转变。然而当我们在众多原因的每个因素里追根究底时，我们发现每条线索都导致了新技术、新想法的产生。

这意味着今天的新技术会对未来产生长远的影响，决定我们后代的生活。超声波胎儿检查和常规堕胎技术使子女的性别选择成为可能，结果是如今在中国和印度的青年当中，男性数量超过女性。这样的失衡将造成社会上未婚男性严重过剩，这种过剩过去一直是社会动荡、犯罪和战争的根源。他们还这么年轻，故事都还没完全演绎，而鉴于其绝对数字（亚洲就有数亿），最后的影响将是全球性的。不管这种性别比例失衡产生什么结果——国际卖淫增加，有野心的创业者和新兵激增，或者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大规模迁徙——其影响之广泛，技术要求之低，远非超声波仪器发明之初所能预料的。

举今天的文化颠覆为例，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文化颠覆，往回推足够远，你总能发现一个引起不平衡的真实发明。全球化？瞧瞧廉价的、无处不在的全球通信吧。社会保障的重负？当拜增加寿命和降低出生率的医学进步所赐。肥胖症的流行？单一食品体系和惰性娱乐技术相结合的结果。同性恋权利？证明性别偏好与生物学相关的科学鼓舞了他们。追星族？广播媒体的功劳。吉哈德圣战？伊斯兰教已经差不多1500岁了。然而，没有相应的经济爆发和政治进步，由医学进步引起的人口爆炸就会破坏此前的社会平衡。

查尔斯·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都从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著作中认识到，自然选择是由自然界两种增长模式的差异所推动的：人口与食物的差异。人口增长势头更猛，难以被低于几何级数的粮食产量增长所容纳。人口增加势不可挡与其物质容器缓慢扩展之间的紧张状态是社会演化背后的驱动力。

同样，技术元素的演化也是从两种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力量。创意数量及其通过电脑、书籍、电话线、专利许可等途径传播的数量呈指数级增加。信息实际上是这颗星球增加最快的东西。信息尤其有助于放大和复合效应。随着事实数量的增加，事实之间的联系也以指数级更快地增长。作为排列组合数学法则的结果，事件间的链接数量剧增，比事件数量的增长还快。在特定领域，比如由日益增加的线路组合驱动的通信业，新发明能够从整体上加快发明的速度，加速创新引擎。环顾四周，技术元素总是与放大变化规模的自我增强循环相连。从根本上看，关于发现方法的科学发现和关于创造方法的发明创造（我们称这样的魔法为科学），到处都在加快发现与创造的速度。

不过我们人类吸收和处理这种创意爆炸的能力最多呈线性增长。不管受的教育有多少年，获得的营养有多滋润，我们的大脑在速度、记忆力和洞察力上并没有像电脑一样每18个月翻一番。其实从生物学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与五万年前首批智人的大脑非常相似。最聪明的人比普通人聪明的程度也非指数级的差别，人的平均智商只是日久天长才缓慢提高了极小一点儿（当今时代每十年提高几个百分点）。即便从总体上看，单个人类智能也只是随人类数量的增加而有所提高。在由我们和我们的机器造成的信息增长的不断攀升，和我们理解信息海洋并加以利用的微不足道的进步之间，有一道鸿沟，它是技术元素快速演化身后的驱动器。

理解所有这些信息的工作正从人类向技术元素转移。我们再也无法跟上我们自己的创造物，所以我们在创建一个结构化我们的所思所想的工具，与我们最初在纸上书写来扩展记忆是一个道理。今天我们正在外包其他的心智功能。技术元素包含一个由百科全书、分类索引、交叉引用、搜索引擎、脚注、引文、超链接和网络构成的复杂知识加工系统。这些技术把我们的集体智慧成果——无形的创意和有形的发明——组成一个颇似生态系统的语义结构。这个包括各种联系、相关性、关联性的复杂得出奇的天罗地网与新出现的结构一道，给技术元素赋予了我们所不理解的意义。

有理由认为，既然技术元素不过是“头脑的产物”，那么实际上世上最强大的力量不可能是技术，而是人类心智。倘若果真如此，我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上述问题，转而宣布在我们生命中的全部变化，来源于藏在我们两耳之间的智力和意识的神秘力量。然而人类心智是第一力量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不管我们用多少生物头脑的意识来反映我们的心智活动，这种精神反思和自我完善至多也就带来极其有限的改善，更多的时候是一点都没有。为了优化我们自己心智的冥想（即便是坐禅）没有多大的提升效果。单靠自己，心智在自我增强方面不会有多少进展。

然而，作为我们大脑产物的技术元素，竟然有能力改变创造它的这些循环。在书写和阅读技术熏陶下长大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不是说人阅读时的思维方式不同。阅读和书写属于认知工具，一旦被掌握，就改变了大脑记忆事实和构思想法的方式，这些变化激发了抽象思维。当心理学家在项目中用核磁共振等神经影像学技术比较识字者和文盲的大脑时，他们发现两者的大脑活动方式有许多不同之处，不管他们是否读书。研究人员亚历山大·卡斯特罗-卡尔达斯（Alexandre Castro-Caldas）发现，那些有阅读能力的人和那些没有阅读能力的人相比，其大脑半球之间的处理方式也不相同。识字者的胼胝体[8] 有个重要部分更厚，“成人后才学习阅读的人与那些在正常年龄学习阅读的人相比，其枕叶[9] 加工信息的速度更慢。”心理学家奥斯特罗斯基-索利斯（Ostrosky-Solis）、加西亚和佩雷斯在测量识字者和文盲的脑波时，用一连串认知能力测验对其测试并得出结论，“阅读和书写技能的获得总体上改变了认知行为的脑组织结构……不仅在语言，在视觉感知、逻辑推理、记忆策略和条理性运筹思维上都是如此。”读写能力这个人类发明重塑了人类心智。

不单是书写，另一项发明——音乐——同样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大脑。多项研究已经证明，听音乐可以加强大脑半球之间的通信连接。在促进大脑听觉区域按预期正常发育外，经常演奏音乐会使胼胝体纤维的厚度显著增加，并激活大脑皮层。我们的心智创造了鼓和笛子，鼓和笛子又重塑了我们的心智。

当然，与此相似，其他我们投入大量关注的工具也会改变我们的大脑。一天七小时盯着电视机精致闪烁的画面，大脑怎会发现不了它的感知回路被永久改变了呢？成年美国人每天平均花一个小时开车。以100公里时速在路上兜风不是智人大脑的进化目标，所以汽车技术必定也重塑了我们颇具可塑性的大脑。

现在我们有了网络。尽管一些人大惊小怪地声称谷歌正使我们变傻，实际上谷歌通过重新训练我们的大脑而使我们变得更聪明。在2009年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加里·斯莫尔（Gary Small）用核磁共振扫描证明，经常使用互联网搜索的老人，其大脑几个主要区域的活性比非互联网用户的老人高出两倍。资深网民的决策控制、复杂推理、直觉洞察等行为有显著增强，包括大脑的额极、颞前区、海马状突起区域皆有体现。

任何进步，尤其是读写或上网这样的能力，迄今并非由我们的基因所遗传，也无需每一代都重新发明。相反，能力是由技术元素推进和传承的。世界上不论出现什么进步，它都是通过我们的文化机制代代相传的。不论读写在人类大脑激起何种变化，它肯定不是在我们的基因、而是在技术元素的绵延不绝中传承的。这赋予技术惊人的力量。我们也许不太欣赏它，但我们的“孩子”——技术——的确比身为其“父母”的我们更加强大。

技术不仅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它可能是整个宇宙最强大的力量。如果胚胎量级的技术的无心插柳都能如此影响一颗行星，从今天起几百年苦心经营的同一种力量也许能够瞄准一颗恒星，再假以时日，目标就成了银河系。科幻小说图书馆充斥着先进文明把行星改造成类地行星、把恒星变成发电机、改变星球轨道以及在天文尺度上重新安排物质与能量等貌似合理的计划方案。巨大的太空殖民地、死星[10] 、环形世界[11] 以及戴森球[12] 是一些显示技术的宇宙力量的假想方案。如果这些雄心壮志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们就是在今天的技术元素中运转的同一种复合电路的直接延伸。要对这浩若星海的操作进行控制，我们的心智必须自我增强，方法就是创造比我们更聪明的人工心智，就像通过创造比我们更强壮的人工机器来增强我们的身体，比如起重机、卡车和机械手臂这样的机器。由具有无限递增性创造能力的机器构成的技术元素王国，能以远超我们当前理解能力的方式不断进步。这个复杂系统将在一个无限回路中创造一个优于自己的系统，直到整个循环达到其自然极限（真实的东西都具备的属性）。许多人认为像这样的技术元素在宇宙其他地方已经运转在银河系规模上了。这种推测只是想指出技术元素不单单是地球人类的现象。

技术是由心智所创造的，任何心智——动物、机器或外星人。当我们创造书写技术时，我们很高兴把我们的记忆延伸到纸上，让我们自己变得更聪明。然而我们接着发明的字母表改变了我们的心智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们的发明能够回溯到我们大脑内部，从本质上将我们的心智变成我们的另一项发明，所以我们的发明比我们的心智更强大。这样一来技术就能绕回它的起点，成为它自己的孩子。

这只咬尾蛇[13] 的力量无与伦比。茫茫宇宙中没有一处原子能、核聚变、离子炮[14]、黑洞、白矮星、宇宙星云能够以技术的方式自我提升。技术元素肯定会继续演化。始于大爆炸而自我进化成持续进化系统，并且不断创造出更多复杂系统，这个伟大传奇一定还会继续。第一个有持久活力的星球孕育出生命，生命提升自己以创造心智，心智又提升自己以创造技术，技术再自我提升来创造更高水平的外熵[15]。但它会延续原有的轨迹弧线，一个同样伟大的历史。不管技术如何演化，它都会朝140亿年前迄今早已确定的方向继续进行：更大的复杂性、多样性、专门性、普遍存在性、社会性、协调一致性、能量密度和感知性。未来的元技术仅靠表面无法辨识，但它必将从根本上延续这些趋势。

就我们所知，周围至少一百光年半径内似乎只有严酷无情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射线、高温、动量，总是伴随着熵。但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浮动球体的表层，感染着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的豪放不羁。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力量比主宰我们周围恒星的巨大力量更强大。和由宇宙法则所规定的恒定不变不同，这个极其强大的力量在不断变化。实际上技术元素改变着变化的天性，它是个正在进行的变化过程。粗略算来，我们正当其中。

作为一个源自生命的生物物种，我们拥抱我们的生命起源。作为一个理性物种，我们欣然于我们的专乎一心。而在这漫漫进化路中日益明了的是，我们还是一个技术物种。我们的内心告诉自己，我们是不情愿地创造了世上最强大的力量的理性动物。的确如此，而实际上某种更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其实我们人类正是宇宙最强大力量的产物。我们就是技术——自我制造的咬尾蛇。

迄今为止，人性是我们最伟大的发明，而我们尚未完成。

2009年8月17日

[5] ?艾伦·韦斯曼（Alan Weisman）：屡获殊荣的新闻记者，他的报道在《哈珀斯》、《纽约时报杂志》、《大西洋月刊》、《发现》和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等地方发表或播报。他曾是《洛杉矶时报杂志》的特约编辑，现在新闻从业者团体Homelantls Productionsrp担任资深出品人，并在亚利桑那大学教授国际新闻学课程。《没有我们的世界》是他对一篇文稿《没有人类的地球》（发表于2005年《发现》杂志）的扩充，被评选为“2006年度美国最佳科学写作”。（来源：豆瓣网）

[6] ?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美国《新共和》杂志资深编辑，也为《大西洋月刊》、《纽约客》杂志和《时代周刊》撰稿。此前曾为《科学》杂志撰写科学、科技和哲学文章，并获得国家杂志奖。他的第一本著作《三个科学家及他们的神：找寻资讯时代的意义》，获得国家书评奖的提名。（来源：豆瓣网）

[7] ?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1956.09—）：美国发明家、创业家和作家。他与其他人联合创立了“思考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 Corporation），该公司研发了并行超级计算机“连接机”（Connection Machine）。（来源：维基百科）

[8] ?胼胝体位于大脑半球纵裂的底部，连接左右两侧大脑半球的横行神经纤维束，是大脑半球中最大的连合纤维。（来源：互动百科）

[9] ?顶叶与颞叶之后，在小脑之上大脑后端的部分，称为枕叶，枕叶负责语言、动作感觉、抽象概念及视觉。（来源：百度百科）

[10] ?死星是《星际大战》系列电影中的虚构太空要塞。第一颗死星出现于《星际大战四部曲：曙光乍现》中，第二颗未完工的死星二号则是出现在《星际大战六部曲：绝地大反攻》里。（来源：维基百科）

[11] ?《环形世界》是一部探寻外太空星辰的科幻小说，作者是多次获得雨果奖和星云奖的著名科幻作家拉里·尼文（ Larry Niven，1938—）。《环形世界》是他最受世人推崇的作品，一举为他赢得了星云奖、雨果奖和轨迹奖三座奖杯，被公认为硬科幻的经典之作。（来源：豆瓣网、卓越亚马逊）

[12] ?戴森球是弗里曼·戴森假想出的包围母恒星的巨大球形结构，它可以捕获大部分或者全部的恒星能量输出。戴森认为戴森球是长期生存的工业文明对于能量需求增长的必然结果，并认为寻找其存在的证据可以引导发现地外高等生命。（来源：维基百科）

[13] ?咬尾蛇（Ouroboros）是一个自古代流传至今的符号，大致形象为一条蛇（或龙）正在吞食自己的尾巴，结果形成一个圆环（有时亦会展示成扭纹形，即阿拉伯数字8的形状），其名字涵义为“自我吞食者”。这个符号一直都有很多不同的象征意义，而当中最广为接受的是“无限大”、“循环”等意义。另外，咬尾蛇亦是宗教及神话中的常见符号，在炼金术中更是重要的徽记。近代，有些心理学家（如卡尔·荣格）认为，咬尾蛇其实反映了人类心理的原型。（来源：《失控》注脚）

[14] ?离子炮（Ion Cannon）属于天基武器，通过在太空部署离子炮卫星来作为发射平台，对地面甚至太空的物体进行打击，在著名的RTS游戏《命令与征服》泰伯利亚系列中，离子炮一直是GDI（全球防御组织）的超级武器。（来源：百度百科）

[15]?外熵（extropy）：系1988年1月由汤姆·比尔杜撰，并由马克斯·摩尔定义为“生命系统或有组织系统内的智力、功能秩序、活力、能量、生活、经验以及能力还有改进和成长的动力。”外熵只是一种隐喻，还未成为技术名词，故此，它不是熵的反义（反义词是负熵），尽管也有考虑将它作为专用反义词的。马克斯·摩尔撰写的《外熵的哲理》，其原意旨在阐述其超人主义。（来源：维基百科）

Everything That Doesn’t Work Yet

一切还没有运行完好的事物

艾伦·凯[15] （Alan Kay）是个聪明的全才，曾在雅达利公司[16]、施乐公司[17]、苹果公司和迪斯尼公司工作。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技术的定义，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定义。“技术，”他说，“是你出生后发明的任何东西。”在这个定义下，汽车、冰箱、晶体管、尼龙，这些在我们的眼中都不是技术——只是普通的旧事物。但它们曾经是我祖父眼中的技术。同样的逻辑，光盘、网络、聚脂薄膜、手机和GPS对我来说是真正的技术——但不是我孩子眼中的技术！他们将有自己的技术，刚刚发明出来的技术。

丹尼·希利斯也是一个全才，曾与艾伦·凯一起共事。在20世纪90年代，他把艾伦·凯的定义进一步精炼，使之更具实用性。“技术，”希利斯说，“就是一切都还未起作用的事物。”这个定义蕴藏着这样的洞见：成功的发明将从我们的意识中消失。电动马达曾经被称为技术——它们那时很新，还没有运行那么完好。随着电动马达技术的发展，它们似乎消失了，即使它们数量上激增了，并嵌入到了我们的家庭和办公室里。它们完美地、默默地、不起眼地运行着。所以，它们不再被称之为“技术”。

讽刺作家和小说家道格拉斯·亚当斯[18] （Douglas Adams）通过提出技术的自然生命周期，进一步发展了丹尼·希利斯和艾伦·凯的定义。在1999年的一篇小短文里，他这样看待世界：

1）在你出生时，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切，仅仅是正常的；

2）在你30岁之前，任何被发明的事物都会难以置信地令人兴奋和富有创造性。运气好的话，你还可以用它们做出一番事业来；

3）在你30岁之后，任何被发明的事物正如我们所知违反了自然秩序，成为文明终结的开端。直到它存在了十年左右，才逐渐变得真正令人满意。

然后道格·亚当斯用他惯用的说法补充道：

把上述三条应用于电影、摇滚音乐、文字处理器和移动电话，可以推断出你有多大年纪。

我们不再认为椅子是技术，我们只是把它们看作是椅子。但是，曾几何时，我们还没有制定出椅子到底应该有多少只腿、它们应该多高。当我们试图使用它们时，它们经常会出现散架的情况。可过不了多久，电脑也将像椅子一样，成为微不足道的和到处都有的事物（之后再过数十年，电脑就跟一张纸或沙粒一样了），我们将不再意识到电脑的存在。

道格·亚当斯故意做出了如此草率的论述，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Heidegger）提出，严肃说来，“技术并不像机器一样”。他认为技术是“取消隐藏”，是显示，是机械体现出的一种内在真实。在法国哲学家诗人伯纳德·施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作品中，出现的定义更令人困惑。他说，技术是“组织无机物”。这并没有完全囊括基因工程和转基因生物这个全新的领域。所以对这个词，我们仍然缺乏良好可行的定义。

当希腊人使用“技艺”（techne）这个词时，它表示艺术、技术、工艺，甚至是某种巧妙的东西。“灵巧”（ingenuity）一词可能接近它的意思。不过，在远古时代，人们对技艺并没有很大的兴趣。在希腊文献里，没有任何关于这个词的论述——只有一个例外。就我们对技艺一词的了解，它最早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并加上了词缀“-logos”，成为了一个术语“technelogos”。亚里士多德在这篇文章中四次提到了“technelogos”这个词，但他的表意并不明确。人们不明白他指的是“语言的技巧”，还是“关于艺术的论述”。在这以后，这个词基本上就消失了。

雅各布·毕格罗是哈佛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在1829年，他提出把他所在学校里的所有“应用艺术”的课程结合起来，综合成一个统一的课程，并认为这将会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他把科学研究与建筑、化工、金属制品、砖石、制造的技艺结合起来，编成了一本教科书。他给这个课程提纲的标题是：《技术的要素》，主要取自于一门剑桥大学的课程，叫“科学对实用艺术的应用”。这本书现已出版，供学院和学生使用。

雅各布·毕格罗创造了“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我们现在使用的就是这个词的现代含义。（他是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里借鉴的，还是仅仅从希腊词根里选出来构造的，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1829年的时候，他的世界就已经充满了刚刚发明的事物，这些事物还并没有完美地运行起来。那时存在着技术，但没有人知道。事实上，许多世纪以来，在欧洲和中国的发明家和工程师已经创造了我们视之为技术的事物。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还不具备一个词来形容这些发明。

今天，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些事物是什么。我们只知道，还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事物。

2007年2月22日

[15] ?艾伦·凯（Alan Kay，1940年5月17日—— ）：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在面向对象编程和窗口式图形用户界面方面作出了先驱性贡献。2003年获得图灵奖。目前担任Viewpoints研究院院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曾任苹果公司院士，惠普公司资深院士。（来源：维基百科）

[16] ?雅达利公司是美国诺兰·布什内尔在1972年成立的电脑公司，街机、家用电子游戏机和家用电脑的早期拓荒者。不少诸如碰碰弹子台、爆破彗星等经典早期电脑游戏的发行，使雅达利在电子游戏历史上举足轻重。经典游戏主机为1977年发行的Atari 2600。（来源：维基百科）

[17] ?施乐公司是一家美国的文档管理跨国公司，生产和销售一系列的颜色与黑白打印机、多功能系统、复印机、数字生产印刷机，以及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和用品。（来源：维基百科）

[18] ?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No.l Adams，1952年3月11日—2001年5月11日）：英国广播剧作家和音乐家，尤其以《银河系漫游指南》系列作品出名。这部作品以广播剧起家，后来发展成包括五本书的“三部曲”，被拍成电视连续剧，亚当斯逝世后还拍成电影。（来源：维基百科）

Every Organism Is a Hack

每个生物都是黑客

技术哺育黑客[19]，黑客们耍一些聪明的小手段在规则里作弊。更重要的是，生命过程也哺育黑客，所有的生物为了生存都会作弊。生命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对于我们关注的每一条技术规则，我们都能找到另外一个技术来破解它。

一个大型媒体公司每年会发布最新的版权保护方案，并且宣称它不可破解，这几乎已经成了年度仪式，但不消几个小时，某个遥远国度的黑客就会将它破解。不管这个新的保护方案有多少像双向翻转（double flip）、12进度（12-guage）、数据流调节器（flowbitz modulator）这样先进的技术，黑客们总会玩转这个系统并且设计出精巧的对策，让这个版权保护方案中的种种创新毫无作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破解会蔓延开来，而公司却束手无策。一个高中生只要能去网吧上网，他就可以下载到免费软件来绕过这个新的保护措施。接着第二年，这个焦头烂额的行业又会推出另一个崭新的先进方案来对抗这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不过这些寄生虫会再次展现出相同的智慧来进行回击。这是创新和反创新、黑客和反黑客、作弊与反作弊的军备竞赛。

这种技术军备竞赛非常普遍。从花费的能量上来说，偷东西总比把自己的东西保护起来要简单，不论是在自然环境还是技术元素当中都是如此。有公共资源的地方，总会有人试图去偷窃。例如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也是可以被窃取的。计算机病毒就是被设计出来做这件事情。为了与它抗衡，杀毒行业应运而生，并且已经拥有每年几十亿美元的规模。每年这个行业有巨大投入，病毒的确因之变少，但却不会彻底消失，它们只是在这个持续的黑客和反黑客的较量中被暂时阻拦。

军备竞赛就像乒乓球般你来我往并且逐步升级，远如生命与地球环境的共同演化，近如计算机这类技术的发展历程，都可以从中看到这一模式。最早的电脑病毒是通过软盘从一台电脑传到另一台电脑的，它会感染电脑的操作系统。因为很容易被锁定，系统就可以被保护起来防止之后的感染。针对这样的装备升级，病毒的作者让病毒附着在操作系统之外的应用程序上，比如文字处理程序或者电子表格程序。一旦打开了被感染的文件，程序的“宏指令”就会运行病毒的代码。抵御方法是，测量某个应用程序官方文件的大小，如果大小不符，就删除这一程序，因为一旦病毒附加到应用程序文件上面，应用程序的文件就会变大。黑客的应对之策则是把应用程序里一些不重要的代码删去，长度正好与病毒代码的长度相同，这样病毒代码附加上去之后，应用程序仍然会保持原来的大小，用这样的方法潜伏在电脑里。

对于这一招的反击是监看程序的代码，看它是不是曾经被更改过。反击的反击则是把病毒附在电子邮件的文件里面，这样的话它就不是真正存在于操作系统当中。受病毒感染的电子邮件一旦被打开，病毒就会向通讯录里面几百条邮件地址发送自己的副本，开始一场病毒大传染。反击的反击的反击是一台电脑上的杀毒软件会连接到杀毒软件公司的中枢，通过这个中枢通知其他电脑：有一种特定的病毒会产生感染，应该立即删除它。

黑客和反黑客模式适用于所有与资源相关的技术。军备竞赛催生了一种华丽的复杂性，这也成为现代技术的标志。这种复杂性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所以我们的设备难以使用、难以排除错误、难以视觉化、难以调适、难以彻底了解。它们盘旋上升的生命周期是与寄生虫共同演化的结果。

我们会在许多领域看到这样的模式，这里列出了几种技术性公共资源、相关的破解模式和反破解模式，它们共同让技术日臻精巧[20]：

资源破解模式反破解模式

复制加密破解加密

计算机处理能力电脑病毒杀毒

注意力垃圾信息垃圾信息过滤器

声誉搜索页面排序搜索优化

首页位置社会化投票刷票

社会化投票系统（比如Digg或者Reddit）产生的首页吸引了大量关注，也成为最新的屡受破坏的资源。读者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看到重要的、酷的或者是很无聊的故事，他们可以对其中任何一个点“赞”或者“不喜欢”，这成为排序的依据。获得很多“赞”和少量“不喜欢”的网页会出现在投票网站的首页。通过几百万读者的投票，最终首页上出现的赢家会获得巨大数量的关注。“目光聚集的地方，金钱必将跟随。”本来访问量很小的网站会因为出现在Digg或者Reddit的首页获得几百万的点击，并且得到数千美元的广告或者其他商业销售的收入。这对作弊者来说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一种作弊的方式是贿赂读者，让他们为一个故事投票（用他们的话来说，“挖”（digg）一个故事）。但是每一个社会化投票网站都会迅速设置一套防疫系统来检测这样伎俩。为了破坏这个防御机制，有个家伙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反击方法。下文是《连线》杂志上一篇关于此事的文章，括号里面是我的评论：

这就是“刺穿投票”（Spike the Vote），一个基于Digg的金字塔式的方案，每个成员每次挖一个故事都会获得一个积分。当会员获得足够积分的时候，他们可以提交自己的故事让这个网络来帮忙“挖”上Digg首页。（到这里为止还是标准的手法，很容易看穿。）最近，刺穿投票这个网站的所有者，我们只知道他叫“刺穿”（Spike），他在eBay上出售了这个网站。（嗯，还不赖，不过并没有改变这个游戏。）一个名叫吉姆·麦森杰（Jim Messenger）的Digg用户买下了这个网站，并且把它交给了Digg，Digg立即把这个网站关闭了。（哇，这有点出乎意料，但是……）但是麦森杰做这个事情并不是无私的，他买下“刺穿投票”是因为他知道Digg的粉丝一定会把他做的事情“挖”到Digg的首页。（太聪明了！）他想这样的话就会把顾客吸引到他的搜索引擎优化生意中来。（太精彩了！他把他买网站的钱都赚回来了，还有剩余。）

这个没有穷尽的游戏才刚刚开局。技术通过标准和协议建立参与规则，但这样的规则一旦出台，就会有新技术出现打破这些规则。没有任何一个技术不会被一个新的发明所破坏，我想这一点很少会有例外。

生物界也是如此。我认为，没有一个生物规则（不只是物理规则）不会被某处的某种生物所破坏。生命有许多共享的基本要件，这些要件界定了生命王国：所有的生物都有DNA；基因从祖辈继承下来；有性繁殖需要雌性和雄性；基因信息传递给身体，身体则影响不了基因。但是总有一些物种破坏这些规则而生存下来，事实上，在现存的游戏里作弊是物种“唯一”能够存活下来的方式。

比如，有一条规则：植物生产自己的食物，动物则不会自己生产食物。在生物的图谱当中大概有三四个物种不遵循这样的规则，他们“作弊”生存了下来。这些生物与充满叶绿素的微小细胞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这些绿色和棕色的球体被称为虫黄藻（zooxanthellae），它们就像植物一样，填满了静止的钙化珊瑚虫中的空隙，并为它们提供食物。但有一些更极端的生物，它们的“黑客行为”走得更远。它们会像真正的动物那样漫步移动，但是它们依靠内部共生虫黄藻的光合作用为生，它们是依靠阳光生存的蠕虫，或者水母，就像树突柱海蛞蝓（Placida dendritica）。它们也是动物，但在自己的体内制造食物。

其管状身体里褐色和绿色的混合物就是虫黄藻。有趣的是，虫黄藻就像树突柱海蛞蝓的太阳能电池板一样，但是不能遗传，所以并不是所有树突柱海蛞蝓个体都可以确保能从环境中获得作为“太阳能收集者”的虫黄藻，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虫子就会变成浅紫白色。

变成绿色是个很聪明的手段。如果技术系统中也能进行这种生物模仿，那将会有极大的价值。生物无疑有自己特有的“黑客行为”，也无疑会有想要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来利用这些创新。如果技术上也有像虫黄藻一样的东西，那么也一定会有技术寄生虫来利用它。

每个生物和每个技术都在扰动现有系统，试图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中找到捷径，并且破坏规则。秩序被不停扰乱，会带来不断的破坏、效率极其低下、不可避免的颠覆，以及高度的多样化。没有哪种方法无耻到不能用，没有哪条神圣的规则不能被打败。所有成功都是可行的黑客行为，所有可行的事情也都是一种黑客行为。

2007年3月6日

[19] 此处“黑客”原文为“hack”。黑客在文中的意思是擅用技巧打破规则的人（生物）。这与国内主流对黑客的定义（恶意侵入或破坏计算机网络的人员）不同。

[20] 图表来源：http：

//tracer.env.uea.ac.uk/esmg/

Civilizations Are Creatures

文明的生物性

文明是生物。它们是有机体，寿命很长，在地球表面分布很广。文明是一种存在，消耗能量，产出观念和想法。这些观念和想法以城市、机构、法律、艺术、书籍，以及回忆的形式而存在。一种文明可能会延续数千年，不断发展。与有血有肉的动物甚或人类的大脑组织相比，文明是地球上变化最快的有机体。

现在的文明不同于过去的文明，前者更复杂，变化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从几乎没有智力的阿米巴虫似的一团，发展成能够进行适应性学习的复杂多核生物。现在的西方文明，其记忆仍处于萌芽期，它叫做图书馆。

如果一个文明要延续一万年，那就需要一个万年存储功能——一个万年图书馆。这并非万年文明唯一需要的东西，但却是其非常关键的一个需要。万年图书馆是悠长记忆的胚胎干细胞，我们需要它来引导和支撑着我们的社会走过这漫漫岁月。

直到最近，图书馆似乎已奄奄一息。在坚硬的石墙之间，是一堆通常没什么人会去读的老书，作者都早已入土。图书馆怎么会是一个生物的器官呢？

生命，无论大小，其独特之处部分在于它能传承过去，在当下表现过去，以很好地应对未来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记忆或任何东西来引导反应，那么生物对于刺激的反应便几乎毫无意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物拥有基因的记忆以及过去刺激的记忆。文明则拥有图书馆。图书馆里面装满了记载着过去的思想和情感表达的书简和卷轴，这种记忆尚未成熟，但比起早期的口头传播、叙事和谚语等方式，已是极大的进步。

一个万年生物需要怎样的记忆呢？

首先，文明的记忆应该来自无数的感觉输入。就像电脑一样，所有的运动传感器、摄像头、温度计、麦克风、键盘和计算机芯片都应该将自己感知到的东西输入到存储器中。想象一下图书馆也有自己的身体，再想象一下它的身体是一层膜，由各种相互关联的小工具和小装置组成，在它们之间流动着源源不断的实时信息，包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感知。

其次，这个生物的记忆应该囊括所有它知道的东西。所有文明知识未必都在物理距离上彼此相近，但它们一定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所有创造一定会通过引用和索引彼此链接。这种信息的全体聚合（寰宇图书馆）必须作为一个单独的分布式存储器而存在。理想状况中，它的信息碎片应当在观念层面就相互链接，而不仅仅是文献和“文件”层面。每种观念的力量都应该通过对其他观念、事实或想法的参考和引用而得到支撑。

第三，这种记忆应该能够被文明这个生物的每个节点所获取。文明中的每个人和每台机器都应该与这个公共图书馆相连接，这样图书馆的记忆便成为了他们的记忆。

这个记忆也并非一成不变。观念或文件之间的连接和关系都在不断变化。书籍在不断更新，文献在不断修改，观念获得发展或遭到质疑。整个图书馆就像一篇很长的维基百科文章。

最后，为“文明这一有机体的记忆”而建的图书馆，其成功的标志是新思想和新认知方式的产生。这意味着将会出现新的记忆水平。这个有机体可能会以一种令人类感到费解的方式去感知和回忆，毕竟我们“不过是这个生物组织中的结点”。

2006年3月14日

Humanitys Identity Crises

人类的身份危机

这个世纪的主题之一将是追寻我们的集体身份。我们正在寻找“我们是谁”的答案。作为人意味着什么？还有其他种类的人吗？事实上，究竟什么是人？

平均每天科学都会推出一项新发明，这些日常发明会瓦解我们关于自己的观念，这一点难得有错。我们每天都会获知挑战我们身份的消息。干细胞疗法、基因测序、人工智能、可控机器人、新的克隆动物、跨物种杂交、大脑植入、增强记忆的药物、肢体修复、社交网络——这其中每一件工具都模糊了我们作为个体与物种一员之间的界限。我们是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

我们将在网上把玩这些问题的答案。在《第二人生》游戏中，或是在聊天室里，我们能选择自己想成为的人、性别、特征甚至物种。技术赋予了我们转换性别，采用新外形，修饰自身形体的方法。

与此同时，超现实正在兴起。这些模拟如此复杂、令人信服、逻辑一致，以至于超现实拥有了自身的现实力量。一件冒牌货好到一定程度，就会作为一件绝佳的冒牌货被出售和购买。迪士尼乐园如此迷人，它会孕育自身的“冒牌货”。必须有东西以供假冒。经过PS的图片明显不真实，但它们却拥有自己的实在性。人造材料要比天然材料更受人喜爱。原件比不上再生物。谁关心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数字复制品？

这些超现实引出了一些问题，如虚拟空间中的攻击是否应算作实际暴力攻击，还是仅仅是虚拟攻击。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多少是想象出来的？有多少是交感幻觉[21] ？我们的思维会在哪里终结，外部世界从哪里开始？假如它们——我们之外的一切事情——都是想象的呢？

我们的生活变得间接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我们通过技术沟通的时间越多，回答“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就变得越迫切。我们如何能分辨真实和模拟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的话）呢？这些区别会如何重新定义人类？

我从传奇科幻作家菲利普·K·狄克（Philip K. Dick）自由思考、几近疯狂的调查中获慰良多。我是狄克的铁杆粉丝，其作品现在如日中天，因为他作品的两大主题正是未来一百年我们文化发展的主题，即，人是什么？非人或现实的本质是什么？

在狄克于1978年发表的一次令人惊叹（也非常诡异）的谈话中，他列出了自己的主题：

让我着迷的两个基本主题是“什么是现实”以及“什么构成了真正的人类”。在过去27年间我所发表小说和故事，一次又一次地研究这两个互相关连的主题。我认为它们是重要的主题。我们是什么？围绕我们的，被我们称之为非我或经验或现象世界的是什么？

狄克的主题正在变成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谁”、“什么是现实”这些问题将从科幻作品边缘转移到我们文化的中心。我能想象，这些问题将会占据社会意识的前沿阵地。人类身份的问题将成为《今日美国》和CNN的头条。最高法院将讨论这些问题。它们将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

几十年内，当狄克的想象成为现实，当我们每天都能和更好的人工智能打交道，当基因修正的孩子长大，当思维增强药物奏效，当虚拟现实变得寻常，当社会蜂巢思想永远在线时，狄克试图解决的难题将成为我们的难题。想想11点新闻上“黑客帝国”般的场景吧。参议员、商人和坚定的共和党人会说：“伙计，假如现实其实是另一层呢？假如变成人只是一种选择呢？”

可以预料，关于我们的物种身份以及我们该把什么当作真实的本质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将是一个焦灼的时刻。深刻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会滋生多种诡异的小众文化和奇怪的信仰——就像其对菲利普·K·狄克产生的影响一样。（再读读他的谈话！）对人是什么的不确定性将会导致精神变态和战争。堕胎战争和奴隶制战争只是这个问题能引发世间纷争的两个例子。

即便是那些能逃避暴力的人——普罗大众和网民——也将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我是谁？人的种类只有一种吗？机器人能成为上帝的孩子吗？对智能机器的奴役是否可被接受？我们是否应该把同情心由动物和生物扩大至所有造物？如果它能造成伤害，它是不是真实的？

当你的一位朋友遇到这些无法作答的问题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也许会失控，也许会在这些问题的重压下失神。现在，想象一下被这些狄克式问题伏击的世界吧：所有物种都受到身份危机的折磨。这个世界即将到来。

2008年3月14日

[21] ?美国科幻作家吉布森把其首创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称为一种“交感幻觉”，将它描述为可带来大量财富和权力信息的计算机虚拟网络。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和网络世界相互交融，人们可以感知到一个由计算机创造但现实世界并不存在的虚拟世界，这个充满情感的虚拟世界影响着人类现实世界。将近20年以后的《黑客帝国》所描绘的网络虚拟空间，就是吉布森所描绘的赛博空间的视觉呈现而已。

Humans Are the Sex Organs of Technology

人类是技术的性器官

我可以断言，技术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具有自主性有什么证据？人们会说，如果没有自主性，某样东西怎么会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我将分三部分对此作答。

首先，我认为一个系统可以有自己的议事日程，即便它依赖另一个系统而生存。让我们以人类心智和人类文化为例。显然人类是动物，而且不过是进化出来的又一种生物。作为一种哺乳动物，我们必须遵循生物学法则。我们是活体组织进化轨迹的一部分：我们的肉体必须呼吸、新陈代谢、交配、排泄，最后死亡。我们身体的议事日程恰与任何其他动物身体的议事日程完全相同。

而我们也说过我们和动物不同，我们对地球的影响力似乎就是明证。我们建造非常巨大的建筑物（城市），这些建筑物在规模上独一无二。白蚁的摩天楼和珊瑚礁与纽约的摩天楼和混凝土礁石相比，单是大小就相形见绌。我们以远超其他物种的规模改造地球表面，淘汰其他物种。我们对气候的干预规模令绝大多数物种望尘莫及。当然我们还制造了许多新物品和“有机体”，没有一种其他生物做得到这些。很明显人类有自己的议事日程，而生物界其他部分则没有。

然而，如果所有动物生命（包括人这种动物）死亡，人类心智和人类文化也会死亡。人类心智依赖于动物生命系统。因此，按照你的逻辑来说，人类心智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议事日程。但我们确实有。为什么？因为人类文化的自主性运行在与动物生命完全不同的层面上，尽管其“依赖”于动物生命。同样，技术的自主性运行在与人类的动物生命完全不同的水平上，尽管它依赖于人类生命。

第二，技术还年轻。“技术”这个概念直到1829年才被创造出来，大多数我们称为技术的东西本世纪才刚刚问世。我们认为一个两岁大的婴儿活着且具有自主性，尽管他要依靠其父母才能继续存活。我们知道自己的孩子最终会离我们而去，成为具有自主性的父母，但只要他们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就需要我们，即便他们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技术就是我们的孩子。作为人类，我们是所有技术的父母，养育它们，满怀希望地培养它们走向自立。

第三，技术最终将具有比现在多得多的自主性。目前我们不仅是技术的父母，还是技术的性器官。从技术的眼睛看来，我们是四处游荡繁殖它们的神秘腺体。它们也许能够自行运转，但是它们需要我们来繁殖它们。这一点已经有所改变。如今世界上大多数计算机芯片都部分地由其他计算机芯片设计出来。大多数机器人设备都部分地由其他机器人设备制造出来。既然我们在改进芯片和机器人，那就没有理由认为，在未来某些时刻会完全由一些计算机设计其他计算机，完全由一些机器人系统制造其他机器人系统。下一步似乎不可避免：技术将自主繁殖。

必须承认的是，现在还没有自主繁殖的技术，也没有自主维持的技术。相反，现在的技术宛如婴儿，有自己的要求。甚至连小孩子都能很快训练父母满足他的愿望及需求。它用自己弱小的力量获取资源（食物、关注、许可）以成长。如果我们离得够远，我们就能看出技术意图创造一个有助于更多技术成长的环境。技术极少使创造更多技术变得更加困难。技术须适应于不断扩展技术的需要。技术培养了我们——它的父母或者说性腺。技术使人类更健康，有更多闲暇去消费，这导致了更多技术的出现。我们创造的技术越多，我们就需要创造更多东西来保证它完全运转。这个正向反馈回路正是有自己议事日程的系统会发展出来的那种自我保护策略。

没有我们此刻的帮助，技术不可能自我繁殖，但是它在膨胀，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聪明。更重要的是，技术每天都在进化得更快。尽管它依赖我们，我们也越来越依赖它。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它有自己的要求。迄今为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在否认自己居然有个孩子。

2007年2月16日

Technology, The Movie

技术与电影

即便人人生来就是明星，但每个人的潜能、新生见解和未来经历的组合也会有各自的独特之处。即使是DNA相同的双胞胎，生命潜能也不同。

当一个人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那套天赋，他们就会绽放光芒，因为没有人能做到他们所做的事。他们无可比拟，这也是我们欣赏他们的原因。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明星”。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都会在百老汇上唱歌、在奥运会上比赛或赢得诺贝尔奖。这些仅仅是成为明星的三个俗套途径，且由于经过精心设计，这些特别的机会很有限。但我们错以为这是所有人成功之路。事实上，这些卓越才能和明星地位是牢笼，别人出类拔萃的历程是你的束缚。名人们激励了大批人试图复制他们的成功之路。他们的追随者试图在别人的电影里成为明星。毫无意外，他们通常都失败了。

读过一千本传记你会了解，大多数人要花上大半辈子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人生电影。活在别人的电影里很容易，尤其当别人的电影十分精彩时。但做你自己是乐趣无穷的。成功的人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做自己。为什么不走捷径而去模仿那些生活精彩的人呢？与此同时，你自己的人生电影却止步不前。如果被模仿的人非常令人钦佩和伟大，那么真正可怕的诱惑就到来了。这些崇拜模仿者身上雄心和不诚实的必然碰撞是很可悲的。当你成为自己电影中的明星时，你就不同于他人。

虽然成为自己电影中的明星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简单则表示你走在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上。但是，寻找到自己的人生电影是极其艰巨的工作，无法一个人独自完成。很少有人能在没有别人的反馈和外部观点的情况下——包括朋友和敌人，切实评估和培育他们的才华。从实际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他人的作用。但是，如果太注重别人的看法，你就会被别人的人生拉着跑，他们当然很乐意让你来饰演他们电影的配角。

寻找自己的电影还有另一个障碍。有时候，我们的天赋与我们身边的人很接近，比如父母和兄弟姐妹。这需要伟大的洞察力来察觉自己的独立性。我们真的拥有在我们父亲或母亲身上所看到的特质吗？我们要对这些察觉到的特质进行测试、尝试、研究和实验，看它是否确实属于我们。这种测试被称为生活。

但找寻我们自己的电影的真正障碍是，我们只能通过创造它来找到它。我们的电影并不是已经存在，藏在某个地方等我们去打开。我们必须创造自己主演的电影，它是我们编写的！最困难之处是，我们必须在知道我们的故事如何结束之前写好剧本。更糟糕的是，我们的人生影片中所有的配角，在自己电影中都是主演（或应该是主演）！因此，情况很快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的生活是你的舞台布景，随着我慢慢成长，我又重新安排你电影中的道具。难怪保持自己的角色是如此困难。但这种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是一件好事。这生命的交集正是我们发现自己的最佳台词、自己的角色和故事的地方。

那些我们用一生开发的特定天赋并非与生俱来。它们不像蛋白质由DNA决定。它们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然，我们生来具有有限的和不同的能力。我们一开始就不同。有些人的开头比其他人更容易。出生的时间地点和父母这些既定事实，对你的生活有着重大影响。

然而，这些与生俱来的属性不包含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特质并不完全是在我们出生时形成的。我们培养它们，或成长为那样的人。它们源于我们的创造天性。它们来自于我们，就像故事来源于我们一样。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为了找出我们是谁而对自己讲的故事。随着我们编写自己的故事，在应对别人上演的变化背景时，我们有机会为自己的角色、新想法以及新能力创造新的回应。许多具体的例子都揭示了这一创造性力量。例如，在1954年罗杰·班尼斯特（Roger Bannister）打破了4分钟一英里的记录，这个英勇的成就改变了运动发展潜力的格局，使成千上万在他后面的赛跑者，发现了能够完成以前所不可想象的事情的能力。毕加索对立体主义的见解，开辟了一个在以前不可见的巨大艺术天赋领域。（不会画画也能成为艺术家！）像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的想象力，释放了人类以前无法想象的能力，比如说多维空间或相对论。合适的朋友也能同样伸展我们的能力。其实，一个人的想象力可以改变另一个人的内部潜力。（反之亦然：一个人的邪恶能破坏另一个人的潜力。）

生活总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为了达到我们最终的潜力，我们的生活必须走到终点，但生活的轨迹会改变一切，包括潜力。这种循环的本质令人不安，但这恰恰是我们热爱生活的原因。如果生活缺乏这种动态的循环，它就只是一种模拟、一个单调的理论、一部能猜到结局的索然无味的电影。正是有了这一本质，生活才充满了惊喜——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书写着自己。

我们能制造惊奇，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归根结底，我们在社会上为他人创造的可能性会继续开拓其他的可能性。我们通常不这样看待机会，但这些可能性被称作“技术”振弦技术发掘了（创造了）小提琴演奏家的潜力。油画颜料和帆布技术释放了几百年来画家的天赋。胶片技术成就了电影人才。写作这种软技术，或者数学和法律制定，扩大了我们创造和做有用之事的潜力。我们作为集体——朋友、家庭、宗族、民族和社会，在让每个人都成为明星方面起着直接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独特的贡献。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人扩大可能性，而是削弱它们，那将是一种罪过。为他人扩大创造力的范围是一种义务。你能想象如果巴赫在钢琴技术发明之前出生，我们的世界将是多么不幸吗？或者梵高在我们发明油画颜料之前来到这个世界？再或者希区柯克出生之前还没有人发明胶片技术？然而，今天的儿童（包括我的孩子）的潜力都可能受阻。因为能让他们施展才华的理想技术还尚未发明。也许要在某个小设备出现之后，我们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才能创造他们的杰作。如果没有这些制造的可能性，他（她）就会受到阻碍，由此人类所有的创造力就会减少。因此，我们有道义责任提高技术。当我们扩展了技术的种类和影响范围，我们就增加了选择。当我们扩大了可能性，我们也为每个人成为明星打开了机会之门。

2007年1月31日

The Machine That Made Us

造就我们的机器

计算机科学家约瑟夫·魏泽鲍姆（Joseph Weizenbaum）最近以85岁高龄辞世。魏泽鲍姆在40年前发明了著名的伊莱扎（Eliza）聊天机器人。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伪人工智能仍然具备取悦和糊弄我们的能力。但在这之后的生涯里，魏泽鲍姆成为人工智能的批评者。他主要关注计算隐喻——认为所有有趣的事情都可计算——对我们文化的全面征服，担心在我们试图制造具备思维能力的机器时，我们自己就会变成机器。魏泽鲍姆的离世引起人们对其著作《计算机力量和人类理性》中相关论点的重审。

在Edge.org上，尼克·卡尔称该书“仍然是有关计算机及其对人类影响最好的书之一。书中一些细节已经过时，但其所传递的信息仍像以前一样重要，而且现在看来，依然令人困扰。基本上，魏泽鲍姆坚持认为，计算机向其用户——也就是我们——强加了一种机械化视角，而这一视角能轻易取代其他——也许更人性化的——视角的位置”。尼克强调了书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

一旦计算机与结构完全整合，与众多关键子结构相杂合，计算机就会成为该结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想要去除计算机，必然会对整个结构造成致命的损害。这基本上是旧话重提。其作用在于，它能重新唤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人类活动——如将计算机引入一些复杂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没有回头路可走……计算机并不是战后时期及其后现代社会存在的前提；最具“进步性”的美国政府部门及工商界热情地、不加批判地欢迎计算机，这使计算机很快成为社会存在的必要资源，而计算机本身也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工具。

这段文字极为精彩地总结了一种普遍担忧：我们正让机器接管一切，包括我们自己。

读到这一担忧，我想起BBC的一个新节目《造就我们的机器》。这一系列视频纪念的不仅仅是计算机，还有其他造就我们的机器——印刷机。BBC从四个方面研究了印刷在我们文化中扮演的角色。这让我感觉，魏泽鲍姆所说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一切也许也适用于印刷术。

于是我搜索了魏泽鲍姆的文字，用另一种更古老的技术“印刷术”替换了“计算机”，并得到如下文字：

一旦印刷与结构完全整合，与众多关键子结构相杂合，印刷就会成为该结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想要去除印刷，必然会对整个结构造成致命的损害。这基本上是旧话重提。其作用在于，它能重新唤醒我们，使我们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人类活动——如将印刷引入一些复杂的人类活动——可能会没有回头路可走……最具“进步性”的美国政府部门及工商界热情地、不加批判地欢迎印刷，这使印刷很快成为社会存在的必要资源，而印刷本身也成为塑造社会形态的工具。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印刷的重要性及其基础作用，也的确如此。我可以用“书写”或“字母表”等技术做相同的替换——这两种技术都变革了我们的社会，也都必不可少。

事实上，印刷、书写和字母表的确让文化偏向了它们。它们还让自己变得如此必不可少，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它们，文化和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如果没有书写，我们的文化会让人分辨不清，谁能够否认这一点呢？而且，正如魏泽鲍姆所表示的，新的嵌入式技术意图取代先前的理念体系。口述已经消失，而我们的书面文化迥异于口头文化。

魏泽鲍姆的主要担忧似乎是，我们会依赖新技术，而由于技术有自己的资讯处理程序和自我强化功能，它会让我们变得不像我们自己（不管在哪方面）。

所有这些转变都是真的。但正如上面的替换所表明的，我们之前曾多次经历这种自我增强的转变，而我相信转变之后会变得更好。文字和印刷提升了我们，尽管我们丢下了一些东西。

魏泽鲍姆（卡尔可能也是）就像古代睿智、好心的长者一样，鼓吹由印刷术和书籍带来的恐怖。他们会着重说明口语化的损失，以及这些新流行的辅助技术（印刷术和书籍）对人性的贬低。他们会大声疾呼：人们啊，我们有自己的记忆，善用它们吧！记忆一直与我们同在，即便柏拉图也曾这样感叹过。

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的普遍性、不可或缺性、基本性、自我强化性和不可逆性倾向并不单是人们忧虑的理由。相反，如果过去历史中印刷和书写有过任何不良迹象，这些都是值得庆祝的理由。随着计算机无所不在时代的到来，我们将经历另一次身份大检修。

2008年4月18日

Fossil Cities

城市化石

行星成分的物理形成似乎要经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会出现一种新的力量，塑造星球上的大部分矿物。这三种力量分别是：物理过程、生命以及心智。

物理现象对于矿物的影响显而易见。直到最近，物理过程都被视作地质学中唯一的力。化学反应、热、侵蚀、巨大的重量和压力，以及偶尔出现的原子力，一起创造并重塑了地球上的岩石。还将出现些什么新的力量吗？

最近的研究表明，生命这种摇摆不定、难以捉摸的东西，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地球上现存的大多数矿物。生命改变了大气和地下的化学环境，大量生命的出现为新的岩石类型，如页岩和石灰岩，创造了成分；并间接改变了气候、风化作用和侵蚀作用，这些现象和过程生成了数千种新的矿物。盖亚假说[22]最坚定的支持者认为，生命使地球的化学成分处于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生命对地球成分的影响就像一个特别的标记，即便在百万英里之遥也能被探测到。

随着人类心智的增强以及科技的广泛兴起，第三个地质时代正在来临：人类世[23]。从地质学角度来说，人类世还未完全诞生，它从开始存在至今不过数百年，现在更像是受孕的那一刻。但即便是在这短暂的一瞬（地质年代时间轴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技术如何大大地改变了地球。四处蔓延的城市覆盖了数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人类在地球上开采出大量矿物，建造出了每一座城市。这些庞然大物里的所有金属、砖头、玻璃和石头，都是人类心智和大地的创造结晶。而这些经过改造的矿物，总有一天将会回归大地，重新变成新的矿物。

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出版了一本新书《人类之后的地球：我们会在岩石中留下什么？》（The Earth After Us: 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这本书对城市以及技术的产物如何变成化石做了分类说明，是个很棒的情景演习。他在书中描绘了人类科技文明主要组成部分可能的地质路径。

人类用砖块、玻璃、混凝土、夯土、石块以及一些金属骨架，在广袤大地上建起了城市和郊区的主体结构。这些材料都有类似的天然物质。砖块是耐火粘土，天然耐火粘土常常以泥岩（被岩浆烘烤过的粘土）的形式存在。混凝土由砂石和石灰石胶结而成，自然界中也存在这种混合物。玻璃是黑曜石。有时候，纯金属会以天然矿块的形式出现。地质学家能够了解这些天然矿物在数百万年的时间中如何老化。而扎拉斯维奇认为，人类的建筑材料也会出现类似的老化。

砖块在烧制过程中会失去水分。但是在垒成墙后，砖块暴露在环境中，就会吸收水分并膨胀。膨胀比例还不及1%，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膨胀的作用有时足以使墙面破裂，尤其是如果修建过程中使用坚硬的水泥砂浆刷墙，而不是柔韧的石灰砂浆，后者能更好地承受膨胀压力。尽管膨胀的速率会逐渐减缓，但膨胀能持续数千年，这个现象在罗马时期的砖块上就已发现。不过，一旦进入填埋层并一直浸泡在水中，城市地层的砖块就会膨胀到其所能达到的极限，而膨胀带来的压力可能会使许多砖块破裂。

很多砖块呈红色，这是烧制过程中被氧化的结果。在长期掩埋之后，应该会发生相反的反应，化石砖块变成原始材料的灰色和蓝色。如果被埋得更深，砖块里微小的高活性粘土矿物薄片就会改变结构，再结晶，并最终变成另一种不同的粘土矿物晶体，体积更大（但仍然微小）。如果温度更高，这些粘土晶体会开始变成云母。不过最终，这些砖块化石及其周遭的混凝土碎片应该仍然能看出是人工制品。

遗憾的是，这些设想都没有经过验证。我曾有机会同扎拉斯维奇交谈，并惊讶地从他那里得知，人为将现代材料加速转变成化石的研究极少。没有人尝试将建筑瓦砾、塑料水瓶和汽车废弃零部件变成化石。事实上，也很少有人会去尝试重现天然材料加速变成化石的过程。

我们都知道，氧气、水和风化作用非常具有侵蚀性，能将一切事物化为最基础、稳定的惰性材料。

在金属中，铜和锌比铅更可溶、更活泼。因此，在变成化石的过程中，电线可能完全消失，而铅管仍在。

最精密的科技材料不可能幸免于变成化石的命运，除非它们以负形存在。初始的材料将会消失、溶解或腐烂，而在硬化的岩石内部，将会填充进新溶解矿物，后者会硬化成为一个替代化石。但新材料存在时间不长，人造景观所使用的材料大多是地质年代久远的古老材料。

一个人的一生平均会使用500吨砂石、石灰石、砖瓦粘土和沥青，至少在发达国家是如此。我们用这些东西修路建房，打地基，建造学校、医院、餐馆和多剧场影院。由于新房子往往建在旧房子的瓦砾上，经过数代人和几个世纪的时间，这些建筑材料再加上钢铁、铜和塑料，会堆叠成大量的物质材料。在市区，几个世纪的建筑瓦砾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质矿床。在地质图上，这通常被称为“填筑地”。出于叙述的需要，我们就称之为城市地层。在历史悠久、建设完善的城市，城市地层可能厚达数十米；在新奥尔良这样的城市，摩天大楼能够如此安然地高耸着，是因为地基的存在，高层建筑的地基已经在地下形成了一片倒置的混凝土森林。

人类拆掉旧建筑，在废墟上重建新建筑，这个过程造成了瓦砾的堆叠；因此，古城的考古遗址都高于周围的地面，而上层的瓦砾是杂乱的。真正的格局如下所述：

新奥尔良摩天大楼下倒转的混凝土和钢铁尖塔正慢慢沉入墨西哥湾。作为半个大陆的碎屑，它们被冲上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地表，挤压易受外力改变的地壳。水管、电路、天然气管道、污水管道、光缆、地铁、地下停车场，以及核辐射掩蔽所，在混凝土地层的顶部蜿蜒交错。人类帝国的这些废弃建筑地基进入填埋层后，就会开始变成城市地层。在更遥远的未来，未来的人类或其他智能生命或许能发现、分析并探索城市地层，并为之惊叹不已。

并不是所有城市都将变成化石，正如并非所有死亡的动物都会成为化石一样。化石的形成需要合适的条件。

哪座城市能变成化石呢？可能是新奥尔良、海防（越南），或上海，也可能是阿姆斯特丹、威尼斯、哈科特港（尼日利亚），或达卡（孟加拉）。坐落在沿海平原、河泛平原和河口的城市和超大城市很多，这里只列出了其中一部分。这些城市扎根在三角洲沉积物上，这些沉积物的重量就像一个下行的地壳扶梯，带着这些城市下沉。这些城市都刚好与海平面齐平，或略微高出；有些城市甚至在海平面以下，依靠护岸海堤墙才未被淹没。因此，海平面即便微微上升，都会让这些城市面临被淹没的危险。一旦被淹没，这些城市就从侵蚀层进入了沉积层，就像被放进了泡菜缸一样。

另一些城市位于更高的侵蚀层，或位于地壳隆起的前缘，如旧金山，它们就逃不过亿万年的侵蚀，不会成为化石。城市化石化的时候，科技更偶尔能够得以保存，就像我们有时或许能找到娇嫩花朵的化石一样。iPhone和碳纤维滑雪板或许也能保存到下一个地质代？少数东西有可能进入下一个地质代[24]，不过它们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一粒花粉如果被越埋越深，它就会从最初的苍白半透明，逐渐变暗，先是稻草黄，然后变成橙色，再是褐色，最终变成黑色不透明的石墨化碳外壳。这种颜色变化是可预见的，现代古生物学家和石油地质学家就将这种规律作为地层的古温度计，由此得知化石经过了多少掩埋，经历了多高的温度。今后数百万年中，至少一些人造塑料制品应该会经历类似的颜色转变，被地层包裹的塑料杯和洗发水瓶将永远不复其最初的透明模样。这种颜色转变的现象非常有用，它也是另一种转变的主要线索：地下石油的生成。

那么，什么东西和聚苯乙烯杯（塑料杯）化石最接近呢？或许是一些海洋无脊椎动物有机骨架内的长链有机分子。

我们或许能够预见到，城市地层中会形成各种塑料管和塑料瓶化石，从浅黄色到棕色再到黑色，颜色各异，这取决于它们被掩埋的深度。其他塑料或许会在高温和高压下彻底分解成分子，这些分子会在岩层内游走，直到被困在某些无法穿透的岩层中，成为新形成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的一小部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造玻璃可能同样会发生变化，失去其透明度。一亿年后，果酱瓶、牛奶瓶以及窗户碎片，几乎都会变成不透明的乳白色物质。

许多化石残骸实质上是新的物质填满原始物件所形成的空间。可以想象，随着被沉积物掩埋并受到数千英尺厚新岩石的挤压，科技物品也会经历一个类似的铸型过程[25]。奇妙的是，它们不一定会被挤压变形。

不论是哪个时期，在掩埋地层中，这种挤压强度的差异都很常见。被泥浆包裹着的流沙或沙丘，很大程度上会保持自己最初的形状，而外层容易受到挤压的泥岩会慢慢变形。任何处于这样空间里的物体——废弃家具、杯子、碟子和任何机器——都不会遭到挤压，它们至少会在外观上保持最初的三维形状。

只要是被掩埋在泥土中，无论何处，城市都会出现黄铁矿化的现象。这种情况下，对应形成的化石是什么样呢？可能就是些半空的小塑料容器，一些塑料管材和电线，以及杯子和花盆的碎片。人类现在所制造出的无数微小金属和电子产品，其内部也会被完全硫化，因为它们本身就含铁——黄铁矿[26] （又称愚人金）的成分之一。人类文明的部分碎屑必将发出愚人金的光芒。

技术元素的心智不仅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也会改变地质时期，它会孕育新的矿物，并改变地球。换言之，即使人类消亡，技术元素仍将继续从地质上改造地球。无论人类是否继续存在，它都将继续塑造这个星球。

2009年1月6日

[22] ?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是由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1972年提出的一个假说。认为地球表面的温度、酸碱度、氧化还原电位势及大气的气体构成等是由生命活动所控制并保持动态平衡，从而使得地球环境维持在适合于生物生存的状态。

[23] ?地质年表中最大的时间单位是宙（eon），宙下是代（era），代下分纪（period），纪下分世（epoch），世下还可细分为期（age），期下分为时（chron）。Anthropocene是根据Holocene（全新世）一词而造，两者单位都是世。

[24] ?详见注释[21]。

[25] ?当原来的物品被沉积物掩埋形成外模和内核后，物品有时会全部溶解，然后又被其他矿物填充，使得填充物就像铸造的模型一样保留了原来物品的形状和大小。

[26] ?黄铁矿的主要成分是二硫化亚铁FeS2。因其浅黄铜的颜色和明亮的金属光泽，常被误认为是黄金，故又称为“愚人金”。

Who Should We Be?

人类应该成为什么？

技术并非毫无生气的表层事物，而是人类生活中一股活跃的力量。语言、文字、视觉感官，以及法律和正义的观念——这些人类所创造的东西，塑造了我们的内心生活。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就会反过来影响我们。互联网以及过去十万年间我们创造出的所有其他工具，都在重塑人类。

重塑成什么呢？至少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这都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是什么？我们能成为什么？我们应该成为什么？

人类创造的每一项新技术，如网络或克隆技术，都迫使人类一再追问：我们将会成为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深入到人类的本性、传统，以及最为重要的一项因素——新技术。

这些新事物出现后，我们能够或应该成为什么？首先，我们通过探索人类行为以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回溯一下人类的动物进化历程，了解我们拥有何种能力。或者，深入研究一下人类社会史，看看我们过去都成就了些什么。我们都认为答案的线索就是人性中最好的东西（至于人性中最好的东西是哪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然后对自己说：我们能够更多地做到这些！因此“更多人性中最好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目标答案之一。

我们也可以探寻自己的幻想。超人、科学怪人、奇点[27]、X战警以及科幻作品中的外星人，是我们集体无意识所想象出的未来人类。如果有哪个社会科学研究生，能够整理出科幻作品中所有的外星人，然后进行分类并分析他们所拥有的能力，进而了解我们对于未来人类的构想轮廓，我想应该很有趣。（如果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整理，请告诉我。）超人物种存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科幻小说领域发展仅数百年，我们可能才刚刚开始幻想，人类存在不同的形态。我们的想象力是广阔的，且仍将是我们想要成为什么这一问题的主要源泉。

最后，我们也可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去了解它们所蕴含的力量和能力，随着人类与之融合，这些力量和能力可能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利用科学技术设计基因组，或让生命延续，在这些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会汲取一些科技的力量（正如我们将进化和适应的能力引入科技创造物之中时，科技也无法不吸取自然的动力）。也许我们会在某些新技术中发现仅存于其中的全新能力或潜力，然后心想，好的，我们就要变成这样。举一个小例子，回到前页（顶端）功能让我觉得，未来人类应该能够随心所欲回到自己过去的人生。因此，通过了解科技想要什么，我们或许能够知道人类能成为什么，或想成为什么。

但无论这些可能性的灵感库多么广多么深入，我都不认为人类能够将自己重塑成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有些人，如对待重塑人类问题十分认真的超人主义者，偶尔会声称人类是一张空白的画布，凭借科技的帮助，我们能够将人类这一物种——或至少是个体的人——塑造成我们所想要的任何形态。一些人相信，奇点所谓的超能力就是推动人类变异和转变的秘密武器（尽管其他人并不需要变异和转变）。在这个框架下，只要时间足够多，大脑就无所不能（我称之为思考主义）。正如阿瑟·C·克莱克[28]所说，如果我们认为有些技术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能错了，对于这点我们确信无疑。

上图都表达得很清楚了（未按比例绘制）。“超人类”指转变或获得适度改进的人类，其能力在未经改进的人类和全面发展的后人类之间。而超人主义者只是接受超人主义的人。

但与此同时，宇宙之所以真实，仅仅是因为其有限性。真实的事物之所以真实，是因为物质、实体、自然规律及其他基础，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可能性。若非如此，一切皆有可能，如魔法。也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想象出各种事物，但是现实的局限会阻止其中一些成真。

在较短的长期内，我们距离穷尽人类进化的所有可能方式还很远。我们也许能够做到令肉体永生不死，获得心灵感应的能力和绝对可靠的记忆力，对感冒的免疫，拥有更好的脊柱，能够无痛生产等等。我们甚至还可能重新设计人体，令其拥有惊人的可塑性，从而让每个人都能自行取舍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认为，决定人类想要（或应该）成为什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我们知道，现实的规则是有得必有失。任何消耗能量或需要信息的东西，都需要付出代价。新的能力会滋生新的问题，并在其他方面产生新的成本。你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不受限。

在我们思考人类想要成为什么时，一些大问题涌上了心头：我们是否（应该）仍然作为同一个物种，还是以多个物种的形式出现？人类无论走向何方，作为一个集体而存在是否重要？我们应该仍然做人类吗？人性（无论它是什么）值得保留吗？我们能够进化到什么程度而仍可被视作人类？人类将以普通人来定义？还是应该让另类的极端版本——未来优秀的爱因斯坦和莫扎特——来代表人类？

最后，一些人会说，人性更多地在于道德，而与力量或能力的关系更小；“人类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人的心灵；更大的道德进化或许根本不会出现在人类身体上，而是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许，如何做比做什么更为重要。

我们已经在决定，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想要成为什么。年长的新式父母会定期进行遗传咨询。他们的选择会对后代的遗传特征造成微弱但实在的后续影响。环境化工产品也会以一种目前未知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基因。矫正技术，如眼镜、牙套，以及在更为宏观的层面，正如谷歌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改变。

我们正在重塑自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没有去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想要成为什么？人类为何而生？我们应该成为什么？

2008年11月14日

[27] ?这里指技术奇点，是根据技术发展史总结出的一个观点，认为未来将要发生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件：技术发展将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极大的接近于无限的进步。一般设想技术奇点由超越现今人类并且可以自我进化的机器智能或者其他形式的超级智能的出现所引发。由于其智能远超今天的人类，因此技术的发展会完全超乎全人类的理解能力，甚至无法预警其发生。之所以被称为奇点，就是好比物理学上引力接近无穷大时产生的黑洞的物理属性一样，已经超出一般正常模型所能预测的范围之内。

[28] ?阿瑟·C·克莱克（Arthur C. Clarke）英国科幻小说家、发明家、未来学家，著有《2001太空漫游》。

Technology, or the Evolution of

Evolution

进化的技术，进化的进化

审视技术的时候，我们眼前闪现的是遍布的管道和闪烁的灯光。但从宇宙的角度来看，技术是进化的加速。

理论上讲，自然进化是对可能性空间的探索。而生命便是这种探索中，用于在宇宙中所有可能的形式中，寻找新生存形式的自适应系统。生命尝试着每一种形式——它或圆或长，或静或动，或能驰骋，或能翱翔。它也会鼓励任何一种能够让这场探寻游戏继续下去的设计。生命遇到的大部分形式，只会存活很短的时间。经过亿万年来，生命系统却在地球上安家落户了下来。那些稳定的形式，可能是管状的内脏，也有可能是植物的叶片，还有可能双侧性对称——总之，它们都能允许生命继续寻找更多的形式。生命“发现”的每一个自然的创新，都成为了发现更多创新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生命扩展了生存形式的多样性，同时也加强了生命不断进化的动力。

生命之所以能够不断进化，是因为生命在进化的路途上已经发现了许多增进自身进化能力的方法。起初，生命可能性的空间十分狭小。生命不得不适应、不得不改变、不得不尝试，寻找新形式的方法少之又少。这种狭小的适应范围，和原始技术无法进行深度定制和改装非常相似。最初，生命的适应性和进化性都很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化在努力探索新方式的同时，也找到了一整套“寻找和改变这些形式”的新能力。试想一下，生命担负着一个任务，那就是找出所有可能的形式。但其中只有一两个，会成为具有魔力、能够给予生命探索新领域和更多形式动力的元形式。这就像是这样一个游戏：在游戏里，你需要在某一个关卡中找到一扇门，这扇门通往更复杂、更快速、充满可能性、从未出现过的另一个关卡。在进化过程中，这些特殊的元入口就是能够增加生命进化性的技术（例如有性生殖）。除了有性重组外，进化还发现了其他许多增强进化性的窍门。生物之间的基因水平交换，以及一整套的控制基因（即控制其他基因的基因），仅仅是学习进程和适应进程的两条途径。而生命对可能性的探索已经通过增强后的进化性大大地扩展了开来。

因此，进化在寻找可能形式空间的同时，会时不时地发现一种能够扩大自身可能性空间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进化进程便创造出了它所寻找的空间。换句话说，如果某个新物种是对于某类有机生命如何生存问题的回答的话，那么进化就不仅仅准备好了答案，它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同时也带来了提问的新方式。

进化窍门所能够增加的进化性，远远比不上思维。思维——不仅仅是人类的思维——极大地赋予了生命学习和适应的方法。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思维的目的便是寻找答案，而回答问题的关键因素中，或许有一条是如何学习得更好更快。如果思维有利于学习和适应，那么学习如何学习就会加速你的学习过程。即便如此，思维进行的大部分学习都没有直接转化进入生物进化。即便在较低等的动物王国中，思维加速进化的方式也有许多种（参见鲍德温效应）。因此，思维在生命中的存在，增强了生命的进化性。思维的发现将进化推向了许多新的方向，同时也创造了许多新的领域——可能思维的领域——等待探索。

关于这种扩张，最近的扩张便是技术。技术是人类思维探索可能性空间的方式。我们通过科学和技术武装起我们的思维，从而使得可能的事情成真。此外，技术还是我们的社会学习并引入变化的工具。过去一百年中，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差不多和过去10亿年中生命所带来的改变一样多——这差不多是老生常谈了。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能给你拿出来好几十个描绘过去一百年中技术加速了变化的图表。从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到通信使用的带宽，再到发动机的功率，和农作物的产量——所有东西的数值都在加速发生变化。过去一个世纪还有别名的话，那必然会是“变化”了。

但是元变化并不会为自身加速，它不会让变化变得更快。相反，进化的加速，以及进化性的增强，都是变化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正如技术所表达的那样，令我们的集体思维适应变化、生产变化的基本机制正在转变。事实上，我们当前世界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变化发生方式的变化”。

这种元变化处在“进化性的进化”的中心，而且是进化长期轨迹的自然延伸。元变化推动我们的技术，加快了变化的速度，增加了变化的发生方式，还增加了更多进化性的二阶（即下一层）可能性。

第一，变化速度的加速。虽然有些怀疑论者怀疑我们的文化中是否发生了变化（起码我们居住的城市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加速并不需要为了表明自身的重要性而无处不在。即便变化速度的加速发生在特定的信息领域，也足够增强进化性了。生物进化中，大部分早前的元变化转换都是信息和通信系统中的变化。

第二，变化的新途径。科学方法是变化的主要途径。科学使得对可能性的探索更加系统化。同误打误撞不一样，我们可以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学习。科学方法的任何改变，都会催生出一种改变的新方式，也会催生出一种学习的新方式。在那些最伟大的学习新方式中，有一项便是互联网技术带来的集体学习方式。维基百科，便是这种新学习方式的最佳例证。到目前为止，由于其拥有的集体学习机制（向所有成员传播社会“知道”的东西），维基百科似乎并没有（通过设计）制造出任何虚构的信息。它是社会化学习的一种全新方式。总体上看，任何一种能够在技术元素的层面上增强学习和适应能力的方法，都会是带来改变的新途径。图书馆、报刊、电子媒体、科学方法，以及现在的互联网技术，它们都运行在社会思维的层面上，而且也已经改变了我们的认知方式。它们都改变了适应发生的层面。这些功能中的变化，也就表现成为了进化中的元变化。

第三，为更多进化性准备的平台。从目前的变化和元变化中，将会诞生出更多进化的能力。比方说我们还没有开始探索社会规模里不同种类的思维。这里的“思维”并不是隐喻，而是实际工作着的思维。这些思维拥有界限，拥有自我意识，同时也在做着思维的份内事——学习、认知、预测。而且很明显的是，如果这些东西有可能被人构建出来，培养出来，那么这些巨大规模的学习机器将会继续改变我们学习、改变世界的方式。它们会成为进化的最近一次进化。

技术是一股延续了40亿年的力量。它追求的，是更多的进化途径。技术元素是（我们已知的）进化发生进化的最佳途径。但之后呢？进化的未来是什么？无论是否发生在这个星球上，进化很有可能沿着它一直前进的方向，即朝着更灵敏、更聪明、更快速、更广泛、更令人惊讶的进化性继续下去。

随着产生学习的进程，以及变得更快、更广泛、更令人惊讶的变化，进化开始模仿思维。即便是那些不相信进化的人们也能告诉你，如果你按下生命历史的加速键，将生命发生的所有变化压缩进几个小时之中，那么它就很像是工作中的智能思维。由于技术目前是进化的进化的主要载体，技术的未来也会开始模仿思维。或者换句话说，技术具有思维的一面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了。

2009年1月22日

Narrow Gates of Inevitability

不可避免性的窄门

我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但死亡的方式却并未确定。生命的进化不可避免，但进化出何种生命却未可知。不管有多少种死亡方式，大多数死亡都遵循一种模式。生命进化在宇宙中可能很常见，但生命种类可能也遵循一个狭窄的模式。这一观点绝对小众。绝大多数思考宇宙生命的人认为我们的思想太狭隘，不能准确地想象生命能或会有多么多样。

我猜测，生命进化的窄门并不会像限制替代基础（如DNA）出现的频率一样，限制进化发生的频率。也许只有几种基本的方法能构建出一种自我进化、熵的自我复制的生命形式。一旦拥有这些方法，生命进化可能性的大门就打开了。如果进化的狭窄通道在生命上成立，则其也可能在智能上成立。也许只有几种可行的方法可以进化出一种能自我感知的思维。同样的道理甚至能适用于技术成就。也许只有这几种方法能让一种思维创造出一个全球网络。

我深受科幻作品的影响，对我而言，要产生这些异端思想并不容易。但我成功地转变了自己探究结果的思维。我们研究让生命——任何生命——自发组织自身的条件越多，这些条件的狭窄性看起来就越发令人惊叹。生命需要金发姑娘[29]的触摸——不过热也不太冷；不过于秩序化，也不能太无序；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现实中的各个方面，从重力等宇宙常数，到我们星球的确切大小，到冰分子融化的温度——所有这些值和数百种条件都处于最佳位置，才让我们已知的生命动态平衡得以繁荣。事实上，生命的动态平衡要求最佳位置，并一直在秩序和失序之间徘徊。

在这个非常狭窄的参数走廊外，我们所知的生命不被允许存在。科学通过模式和模拟研究熵系统越多，人们发现生命所依赖的最佳位置也越多。当人们发现和列出所有这些配置时，生命的限制变得相当清楚。

曾有一段时间，科学认为生命进化所需的条件非常宽松，直到我们尝试复制这些条件时为止。生命起源论很容易表述：无机化合物与复杂的生物化合物自组织成有生命的有机体。问题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重塑这一化学变化的道路。

问题并不在于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所需要的长时间。问题是，需要在漫长的时间里积累众多微小的成功。目前的理论是，生命出现前的基础分子受物理约束条件所限（如小水池、深沟、岩孔），随后受能量变化（辐射、光、热、火花）被激活为特定的新组合。最初的结果必须受它们约束条件的保护，以免在一系列渐进式改进得到积累前倒退。但在我们能想到的所有思路上，从开始的原始化合物到结尾的DNA，中间步骤和中间分子数量众多且都很脆弱。

每次再造这些早期分子的实验都以失败告终，而实验所取得的进展只占整个实验进展的一小部分。就拿自我复制的构件氨基酸来说，就我们所知，基本元素要自组织成氨基酸需要单独且互相矛盾的环境。其中一种元素需要非碱性的凉水，一种需要热酸，一种需要加压和甲烷。而且，这些成分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必须在消散前的数小时内彼此结合。很难想象所有这些特定环境交相出现的奇妙世界。

生物进化的天才在于，它不需要等待好运气凑到一块才创造全新的东西。它能随着时间将琐碎的改进整合成一些革命性的东西。前生命的难题在于，不存在能在体内积累小优势的自给有机体。换言之，前生命并不具备生命所有的进化优势。前进化的规则不同。在生命诞生前，小的复杂性可以累积，当时没有细胞膜维持并保护这些复杂性。因此，在这种没有生命的环境中，所有新事物都必须同时发生。分别诞生于不同物理区域的数十乃或数百种细微化合物和催化剂都必须集聚在一起，以构建成第一个自我复制的DNA分子。

也许还有我们没想到的更简单的道路。可能自我复制甚至新陈代谢都是先以机械方式形成，附着在黄铁矿晶体或泥土粒子上，因此自我复制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机化，而是一个在更稳定的矿物质上复制的过程。

这种晶体可能性启发了科幻小说作者和大胆的科学家们，他们预测了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他们暗示，在宇宙中的某些地方，生命也许是硅基而非碳基，也许是干燥的而非湿润的，也许以气态而非固态存在。弗雷德·霍伊尔（Fred Hoyle）想象星尘的黑云从无中激发出秩序。气体变成一种分散的、分布式的类生命灵魂。硅基有机体——理论上与碳基组织有众多相似之处——是科幻小说中的常客。理论上，宇宙某处可能存在干燥生命，但当我们试图从惰性材料中整理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以便在这些可替换的母体中自组出生命，即便有数十亿年时间和整个宇宙的空间，我们也想象不出这一过程需要的中间自组步骤。

着重说出这些困难的目的并不是暗示，在解释生命出现时需要奇迹或是其他外星力量，而是要指出生命在地球上出现的轨迹——配有DNA的水浴[30]——也许是生命出现的主要或唯一方式。通往生命的道路很寂寞，贯穿可能性空间的道路如此稀少，似乎我们所知的生命道路是贯穿那片空间的唯一路径。我们在尝试查明通往DNA的历史道路上探索的替代方法越多，DNA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就越明显。DNA和甲壳虫或螨虫的世界不同，每个甲壳虫或螨虫周围都有一大片可能的替代有机体，DNA没有替代品。

西蒙·康维·莫里斯（Simon Conway Morris）对伯吉斯页岩所做的工作激发了多种生命多样性理论的产生，他称DNA确实是“宇宙中最诡异的分子”。一些原子通过极其简单的排列就能以一种非常便利的结构支持自身，其结构一碰就能解开或结合，并分拆成一连串永不重复的拷贝。其美如数学。这些分子保持秩序却能按命令分解，分拆创新却能保持精确度的能力赋予生命以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或发明任何和DNA哪怕有一点点像的东西。DNA也许就像圆周率一样独一无二。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应该能预期，我们在银河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生命都基于DNA脱氧核酸分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复杂有机体具备双边对称性、神经元、管状肠和眼球的可能性也很大，因为这些东西反复出现在许多基于DNA的不同科地球生命上。如果我们能研究足够多的有生命的星球，我们将会认识到，许多地球生命的特征都很普遍。并不是宇宙中的每种有机体都必须有这些特征（地球上的许多有机体也没有），而是只要在生命存在时间很长的地方，这些特征都普遍存在。莫里斯说过：“如果你想要研究外星生物学，研究DNA吧。”从这方面来看，大多数科幻电影幻想的外星人看起来并不“外星”，这可能是真的。

要说清楚的是，生命最初进化的条件要比后来生命成长的条件限制更多。我们能很容易想象到，生命在可能不是其进化地的地方欣欣向荣。不难想象，如果生命具备渐进式积聚进化变化的优势，生命就能征服极端严苛的环境，如太空或气体云。一个有生命的分子系统也许会在某个星系的一些非常有利的地方首先进化出来，并将自己播撒到其他不能产生生命的星球上去。一旦生命在其他地方开始，它也许会繁荣起来，直到看起来像是一直存在于那颗星球上。弗雷德·霍伊尔等宇宙学家认为，DNA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候选项，我们所知的生命来源自地球外，在其被播撒到地球这颗完全空白的有盖培养皿中后，生命开花并通过持续自我增殖扩大，直到变得完全本土化。

宇宙中也许确实存在这样的分子，能像生命所要求的那样自发进行自我复制，但它们也许在最开始并不能自组。这些替代的生命基础也许需要一种思维去发明它们；也就是说，它们也许需要一系列超出本身、精心准备的化学步骤才能开始——也许是某个地方的试管。如果你喜欢科幻作品，你也许会知道，有一种场景假定DNA分子本身就是一些外星生物的发明物，故意或不经意地播撒到了地球上。我们在查明DNA自然源头上遇到如此多困的难，是因为DNA根本没有自然源头。

由于样本只有一个（一种生命、一种智慧），我们不知道自己所看到的生命形式是例外还是普遍如此。我们倾向于把我们自己看作例外。进化论者史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其论文中反复提到的生命观点是，如果将生命磁带倒带，我们不会得到如我们所知的生命。不存在偏向、通道或门，只有再也不会发生的随机道路。从不可重复性上来看，我们独特的生命形式是例外。

另一种小众观点认为，变化在短期内的确不可重复，但在大的元规模上，在数十亿年的规模上，物理学的限制决定了特定的可能性。也许化学决定了分子有多少种方式自组织成生命，决定了这些分子有多少种方式结合成更高级的形式。反过来，那些最初条件也许会限制分子自发组成一种心智的方法的数目。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由分子组成的大脑在其能出现的思想及其能产生的技术种类上也有限制，因此，从特定的现实角度来说，这种思维的技术发展道路所受的限制也许远比对这些思维的限制多。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关注生命如何自发（或非自发）产生的证据。在这点上，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和其他人在创造人造生命上所做的努力最具前景。其次，我们应该意识到，技术发展也许是有限的。就像也许存在非常简单的、只能通过一种思维才会出现的生命形式一样，也存在只能通过非常先进的技术的迂回路线才能达到的简单技术形式。

况且，尽管我们强烈相信，人类的自由意志完全掌控着技术，技术发展的未来脚步也许会更多地受物理学和化学的控制，而非我们的奇思怪想。

2008年9月27日

[29] ?“金发姑娘状态”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主要描述一种一切都恰如其分的状态。金发姑娘是英国作家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童话故事《金发姑娘与三只小熊》中的主人公，她喜欢喝不冷不热的粥、坐不软不硬的椅子、睡不软不硬的床。

[30] ?指生命出现前地球的液态环境。

The Positive Balance of Technology

技术的美妙天平

意大利报纸《共和报》（la Repubblica）问我是否能用不超过1500字对我的书《科技想要什么》（What Technology Wants）做一个概括总结。我很难压缩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个论题：技术有一个道德维度。在这篇短文里我尽可能简洁地论证了在技术之路上存在一个正电荷。在过去几个月里，这是我应邀介绍这本书时所做的一次谈话。

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之前，自然历史研究的不过是陈列于玻璃容器中数不清的标本。没有一个将生命纳入其中的组织框架。生物学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生物”。达尔文用进化论为这场无尽的有机体阅兵仪式引入了逻辑。

如今，我们在技术上处在相似的处境。尽管我们周围有数百万种不同的发明，我们却没有好的理论去理解它们。我们倾向于把技术世界看作数不清的新玩意儿的展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技术仅仅是“一个又一个物品”。

我想提出一种关于技术的理论，一个也许能为我们生活中的新事物大军提供逻辑和背景环境的框架。但是我不得不从一个事实出发，即我们对“技术是什么”有一种扭曲的看法。我们许多人倾向于认为技术是“你出生后才发明的一切东西”，或者技术是“尚未起作用的一切东西”。仿佛只有新东西才是技术。

技术当然包括旧发明，就像钟表和杠杆，还有非常管用的古老原材料，比如混凝土和砖。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技术是在我们出生很久以前发明的。一般技术还包含我们通常看不到的“无形的东西”，比如日历、记账原则、法律和软件。它包括像社会组织和城市一样的大型复杂事物。技术就是这样，古老，无形，大而且新——技术就是由我们的心智所发明的累积性用途。

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技术一道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整体，这个整体很像技术生态系统。我把这个由相互依赖的发明形成的超级系统称为技术元素。就像生命本身一样，这个整体系统显示出其组成部分所不具备的习性。正如我们不能从单个蜜蜂发现任何蜂巢的特性（只有在整个蜂巢系统中才行），我们也不能从区区一部iPhone手机、一把刀、一台洗衣机就搞清楚技术元素的习性。技术的真实影响力需要在整个系统中才能体会得到。

令我们倍感惊讶的是，技术元素极大地遵循了达尔文从整体上理解生命所遵循的相同模式：一个他称之为进化的模式。我们的发明模式不是任意胡为的。它们不只是一个接一个随意出现的东西。

生物体在进化时突变和多样化所采用的模式与技术多样化日积月累的方式如此相似，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技术元素看作“生命的第七王国”。技术是与打造生命的其他六个王国相同的进化力量的扩展和加速。

正如我们所见，在生命进化的漫漫长河里，复杂性、多样性和专门化日益增加，我们在技术中同样看到这样的长期趋势。未来的技术会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化，更加专门化。

这种技术观给我们一个黯淡而又深刻的认识：生命本身不是理想国，技术元素也不是。每一个新发明所带来的问题几乎与其带来的解决办法一样多。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大多数问题都是由之前的技术造成的。我想指出的是，明天世界的大多数问题也将由今天我们仍在发明创造中的技术引起。

既然新技术造成的问题和解决办法一样多，这可能意味着技术元素是不偏不倚的，50对50的平衡。那样的平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却并非全部。当我们发明一种新工具，比如很久以前第一个石锤时，我们同时也至少创造了一个新的选择：是用它来破坏还是创造，是用它去杀人还是去造房子。这个决定是一个选择，一个机遇，一个直到完成这个发明我们才会拥有的可能性。

这种在工具发明前并不存在的额外一点自由意志选择，其本身是好的，尽管工具会造成伤害。有选择本身就有极大的好处。这个额外的好处让50对50的天平稍稍向好的方向倾斜，不过只倾斜了一点点。然而事实证明，一点点就足够了。因为如果每年我们用技术创造的比破坏的多哪怕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的差别（或者千分之一的差别），经过千百年年复一年的累加，将会孕育出文明。

每一种新发明同样也为我们创造了不止一种新的道德选择，久而久之，这种自由意志的累积便为技术元素提供了正电荷。从长期来看，技术给了我们更多的差异、多样性、选项、选择、机会、可能性，还有自由。这便是进步的定义。

我们在工作和购物时应该记得这种进步。我们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创造和制造。我们都参与了购买行为。我们可能困扰于这样的疑问，是否所有这样的技术发明都值得。我们可能时常感觉自己是被滋养出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机器所支配的，我们仅仅为了钱而生产一次性产品，我们购买其他短命产品只是弥补这种意义的缺失。或者也许我们不停地制造和购买新东西只因为我们对新颖的东西上瘾。

这可能都对，但是当我们创造新技术时，我们同时也给世界增加了可能性、选择权和差异性。这很好，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需要某种工具来帮助我们发现和表达我们自己的天才。莫扎特需要钢琴和大键琴的技术来发现和培养他的音乐天才。但是想像一下如果莫扎特在钢琴或者交响乐发明两千年前就已出生，那对我们和他来说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或者假设梵高出生在发明油画和画布两千年前，技术的缺失对世界，对他，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或者如果我们没有在乔治·卢卡斯出生以前发明电影技术，世界将会怎样？多么巨大的文化缺憾。

这意味着，如今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已经出生的男孩或女孩，他们这一代的莎士比亚，正等着我们发明他们的技术。直到我们创造了他们的工具，他们才能发现和分享他们的天才。因此我们有责任增加世界的技术数量。我们从赐予我们字母表、印刷术、书和报纸的内在可能性的前人那里受益匪浅，因此我们也应该竭尽所能创造技术，以期未来更多人会有选择的权利，并有可能人尽其才。

与仅仅发明新玩意儿相比，我们正参与得更多。当我们创造和使用技术时，我们实际上参与了某个比我们自身更大的事件。我们扩展着创造生命的那同一种力量，加快向未来进化的速度，我们增加着一切的可能性，为我们，我们的孩子，为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技术想要的。

2011年3月1日

The Myth of Leapfrogging

技术跨越的神话

每个小时技术都在持续消解，在扩展力量的同时缩小体积，让先前卓越的手段变成过时的东西。通过后视镜，我们窥探到昨天制造的东西，而且通常很高兴看着它离过去渐行渐远。尽管也有例外，今天的技术比它之前出现的技术更加称心如意。尤其是与现在的产品比起来，工业革命第一个阶段的产品看起来粗糙、刻板、没有生气，甚至有害。与太阳能电池板相比，谁还会选择由两端串连起来的长铜电缆呢？与高效而小巧的冰箱相比，谁还会看上笨拙庞大的冰箱呢？从全世界的消费者行为模式来判断，很显然没人会这么傻。

最近的技术——尤其是最近的通信技术——已与现实形体严重脱离，几乎成了现实形体如羽毛般轻飘飘的附件，而不是以前重型设备的模样。这一解放孕育出了一种激进思想：也许在当今世界生活中没有多少先进技术的几十亿人，能够跳过技术的工业化世代，像坐火箭一样立刻用上好东西。他们不必忍受工业厂房的烟雾污染，就能以我们现在拥有的最好的技术开始起步。发展中世界的几十亿人能够瞬间直接从前技术时代跳进天堂，六西格玛制造工艺、轻型机器人装配线、多到令人麻木的个性化选择。由于发展中世界往往缺乏大规模技术基础设施，很明显，那些在技术鸿沟中处于落后一方的人有机会能安装最先进的系统。他们可以从一个高起点上起步，并且——从理论上讲——只在其技术圈里采用最新的东西。对于满是仍在运转、尚待摊销的老旧系统的发达国家而言，这一特定选择并不适用。如果你打开的第一台电脑就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笔记本，那种运气是多么不可思议啊！或者你的第一次供电来自太阳能电池板；你的第一个房子就超级隔音隔热，你的第一辆车是氢动力的！理论上讲，“世界其他地区”能直接越过最发达地区在前方着陆，给世界带来极小的污染、极大的效能、最好且约束最少的个性化技术。

理论上，事情就该是这样的。跨越发展最常被援引的证据是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手机采用模式。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数亿人来说，他们的第一部电话就是手机。但是跳过工业革命的第二个例子就更难得了。我知道印度恒河三角洲的一个小岛和泰国的一个村子安装了太阳能。除此之外，跳过工业革命的例子就从我们的调查视野中蒸发了。有些零星试点方案，但没有真正采用的例子。其实在我看来，越近距离地审视证据，跨越发展就越不可能实际发生。

试图论证技术跨越时所遇到的问题部分在于我们对它的定义。如果我们仅仅是指跳过一代技术这一宽泛的概念，那么技术跨越一直都在发生，但是可能并非以我们所认可的方式。比如在今天的蒙古，通常第一个到达蒙古的实用车轮技术是奔驰卡车的“跨越性”技术。有了这些卡车，蒙古跳过独轮车、二轮马车和自行车直奔柴油动力货车。实际上，通常卡车在道路出现前到来。在中国部分地区，农民得到的最早的水泵可能是由核能发电提供动力，而不是类似于西方最初的风车。尼泊尔一个村子里的第一块表可能是一块数字手表。或者非洲最早的电视机往往是依靠卫星传送的彩色电视机，跳过了基于陆地的黑白电视技术。在这些例子和其他许多例子里，整个技术进化的族系都被跳过了。但是技术跨越肯定不是现代装置那种相对突然的出现，即便它们跳过了前一代装置。

直觉上，我们觉得技术跨越需要有有利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家电消费。重要的不是太阳能电池充电器，而是巨型电网的缺失。重要的不是商业飞机的廉价机票，而是避免修建长途公路系统。重要的不是最新的SM牌移动电话，而是能不必接数百万英里电话线。要认为技术跨越具有重要意义，它就必须被理解为一种跳过整整一代基础设施的方式。

我们的确有这方面的例子。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的大片地区，还有亚马逊流域部分区域和非洲边远地区，依靠最新系统的大规模进口实现了现代化。整个20世纪的基础设施被空运到其土地上并装配起来——从道路到能源，到通信、房屋和公用设施。看看迪拜，几十年前只有沙地和骆驼的足迹，前一天还是荒野之地，后一天就是半工作状态的城市了。大多数人（除了那些住在那儿的）都被这种技术跨越给震撼到了。这些即时速成的城镇缺乏任何通常存在于有机物生长中、统计学意义上的平滑深度。因为它们跳过了那么多技术积累进化通常要经过的步骤，它们参差不齐，鲁莽，令人讨厌，未经考验，是在许多方面都很脆弱的地方。我们当然不希望世界其他地方变成这样。

我于是得出结论，我们讲的技术跨越是跨过特定类型的基础设施，尤其是那种经常大规模引入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工业类型。在那样的地方，安装的全是更加轻便、体积更小、技术更高的后工业化系统。仅仅购买后工业化产品还不够，换句话说，技术跨越意味着获得数字生活的优点而不必忍受工业生活的缺点。

这把我们带回到手机的例子。直到最近，整个发展中世界——从中东到拉丁美洲——中产阶级里的有志之士都普遍抱怨，抗议买一部电话的等待时间过长。这种延迟——几年或几十年——几乎相当于禁止电话。而由于每个人都清楚电话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这种延迟就愈加令人不快了。数字经济主要是信息和通信经济，所以除非你与外界连通，否则你都不存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多数未连通的世界才存在于现代经济中。

接着手机来了。它们廉价、便携（可隐藏），现在可以买得到了。这是一场技术海啸，冲垮了把电话锁定在精英阶层的政治官僚主义围墙。你能听到任何手拿一部手机的有钱人所发出的老于世故的吮吸声。摩托罗拉1995年进入中国为美国制造廉价手机，但是没能出口一部手机，因为都在中国卖光了。电话销售在中国惊人的上升曲线是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希望和雄心不断上升的一面镜子。手机在中国的使用呈爆炸性增长，每年都翻番。手机以自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方式改变着文化。这场温和的革命无须修建一百万电话信号塔、雇佣一百万话务员、消耗一万亿英里铜线。中国跨越了电报时代，直接飞向数字黄金地带。他们从没有电线连接到无须电线相连，整个跳过了连线的一代！如果他们可以，那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也可以。

但愿真的如此。尽管手机的指数级增加是确凿无疑的，做这样一个假设，即新技术将消除对旧技术的需求，就未必那么确定了。这张中国每年手机与固定电话的最简单的图表就说明了问题。当手机购买交易量上涨时，固定电话也在增长。虽然没有那么快，但中国的固定电话在继续增加。它们确实没有被跳过去。

也许中国是个特例？迄今世界其他地方都遵循着相似的模式。技术跨越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印度比中国落后几步，但却显示出相同的模式，有线电话随着移动电话的激增而激增。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的其他地方，无线电话激增的速度超过有线电话，但是有线电话（老一代技术）也在继续扩展。说得清楚一点，大约在2001年10月时，全世界的手机数量超过了固定电话的数量。这意味着四分之三非洲国家的手机数量超过固定电话的数量。所有的通信业预测都认为，未来五年手机将继续蚕食固定电话的份额。然而每一个预测同时也预料固定电话技术使用量也将增加。老的技术类型即便在新的技术类型加速时也在增长。（我在世界上能找到的可确定的固定电话数量下降的唯一一个地方是2003年的智利，当时固定电话数量从前一年的347万降到325万）。

为什么老一代的技术会继续增长？一项关于拉丁美洲手机采用的研究指出，手机培养了人们依赖电话通信的习惯，结果也推动了他们的固定电话需求。手机是实际带宽使用的补充。迄今为止，互联网使用主要局限在陆上通信线路。如果你想上网，你需要好的旧铜线（或光纤）。因此，真正的社会先锋会跃过手机而使用拨号调制解调器或DSL宽带线路。中止全世界固定通信线路可观收益的一个方法是，把它看作互联网的战利品，或者是看作带宽的指示器。移动性带来薄弱的不稳定的通信，固定通信线路带来稳定而丰裕的带宽。当然，随着技术的进化，这些关系未来可能会发生变化，也许可能吧，但是光纤线缆在最近的将来可能会打败无线技术。

既然互联网连接在激增，有线技术有没有可能在电视领域击败无线技术呢？如果交互的互联网越过被动的电视，那将是个多么可爱的世界。但是那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尽管世界上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互联网用户（十年前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成功），电视这种古老技术比以前更加流行：全球每三个人就有一台，平均每个家庭一台。电视采用率一直在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实际上这快于电话线的增长速度。

完全没有证据显示，某个领域的“跨越”部分向所有人展示了跨越之梦。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向前飞奔”。我们看到更新的技术在旧技术稍慢的增长之上激增。尽管在中国手机正以指数级增长，中国对水泥、蒸汽锅炉、钢铁和工业时代的所有其他原料的使用也在同时增长。

我可能是错的，但我相信没有旧基础设施的增长，就没有新基础设施的增长。新技术建立在旧技术的基础之上，以某种我们看不见的程度。尽管构成我们现代经济的关键层由无形活动组成，每天发生着的事情中，却有很大一部分从规模上看相当工业化：移动原子、重新排列原子、开采原子、焚烧原子、提纯原子、叠加原子。

这与我们的大脑没什么区别。我们的大部分大脑活动都用在简单处理过程上——比如走路，我们甚至不能有意识地感知它。相反，我们只知道有一个脆弱的、新式的、复杂的“高科技”处理层，它建立在旧处理过程的可靠方式基础上并依赖于它。我想只有在会计数后你才懂得做演算，也只有在会用固定电话后你才知道怎么用手机。没有工业化过程的参与，你无法建立数字基础设施。

这是否意味着，如果我们打算尝试殖民一个无人居住的类地行星，我们将被要求重述历史，从削尖的木棍、烟雾信号和泥砖建筑起步，然后摸着石头过河地度过每一代？我们会不会不尝试使用我们已有的最先进技术，从零开始创建一个社会？

我想我们会去尝试，但它未必会奏效。如果我们过去在开发火星文明，推土机将会和无线电广播一样有价值。正如我们大脑中低级功能占据优势，工业过程也在技术元素中占据优势，即便它们被镀上了一层信息的外衣。高科技的消解有时就是幻觉。并不是说信息科技没有实体内容，只存在于抽象的虚拟世界中。相反，高科技是信息扎进物质中的根，比特和原子的无缝融合。它在把智能加入到工业中，而不是取消工业只留下信息。

因此，没有离开低技术的高技术，也没有对低技术的技术跨越。我们可能会发现在新技术向前疾驰的时代，新技术的发展速度超过旧技术的发展速度，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会看到技术跨越的神话。

2006年3月3日

Technologies That Connect

连接的技术

恒今基金会[31]、每个月都会主办“长线思考研讨会”。作为联合主办方之一，我将筛选后的观众问题提交给演讲人。本月的演讲人是伊克巴尔·卡迪尔[32]，他以前在哈佛大学，现在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在十年前就见过伊克巴尔，并一直关注着他之前一部手机改变世界的创业冒险。伊克巴尔的演讲主要集中在技术怎样消除贫困上。下面是我对这次演讲的摘要：

当伊克巴尔·卡迪尔从他位于孟加拉的家乡申请美国大学时，他惊讶地发现并不是所有美国大学都建在首都华盛顿。孟加拉国就是这样，所有重要的东西都集中在首都达卡。后来他了解到孟加拉国并非特例，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集中在一两个城市，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几乎是一片空白。当他在法国获得学位和生活经历后，他认识到这种集中化不只是贫穷国家的标志，也可能是他们的贫困之源。

为了给他的技术能够消除贫困的信念提供语境，伊克巴尔提出了这个粗略的发展纲要。他提醒我们，在500年前，当西方国家仍在“发展”自己的社会时，西方的政治体系并不比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不稳定的腐败政治制度更好，往往还要更糟。英格兰有一连串国王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弹劾、逮捕、罢黜或者砍了头。只有在市民得到了经济市场的力量后，权力的天平才从中心的国王向去中心的市民倾斜。权力从中央权威移交出来的所有步骤——包括法律、贸易和教育——将带来民主的兴起。

在伊克巴尔看来，集中化本身并不造成贫困。贫困是所有社会的自然开端，东西方皆然。相反，去中心化是消除贫困、带来财富的发展引擎。随着基础设施、教育和贸易去中心化程度的上升，财富会相应增加。随着基础设施、教育和贸易集中化程度的上升，贫困依旧。

虽然许多西方人——尤其是身处数字化时代西方的人——直觉上同意这一看法，但当我们对贫穷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时，我们的行动却总是违背这一观察结果。正如卡伊克巴尔的同事威廉·伊斯特利（Wiliam Easterly）在他的书《难以捉摸的增长追求》（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中所主张，花在援助发展中国家上的几十亿美元不仅“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还让它们倒退了几十年。正如我们所知，援助扼杀了发展。这样的伤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以前几乎所有的援助都是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或半政府组织进行，这种官方路线加强了中心化。即使政府像圣徒一样高尚（当然这绝对不可能），流经这些中心化节点的资金规模还是妨碍了资源、基础设施、贸易和教育的分配。到位的援助越多，实际情况可能是发展越少。

发展技术是逃离这一困境的方法。伊克巴尔逐渐明白，“连接的技术”能解放生产力。他讲述了自己在孟加拉国的亲身经历。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小男孩，不得不步行10公里去买药，却发现药店的人不在家，只好空手而归，浪费了一整天。这全都是因为在他家和药品商之间没有建立连接。许多年后，他浪费了一整天没法工作，因为没有电让电话或电脑运转。生产力要求连接。如果连接可以去中心化，那么它将导致财富增加。

伊克巴尔选择了手机作为去中心化连接的方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手机又大又笨，而且非常昂贵。电话费每分钟3美元。只有富人能负担得起。但他希望世界上最穷的人也能得到它们。这该怎么做才行呢？

首先，他相信摩尔定律[33] ：电话的价格每年都会降低，而性能会增强。这在他看来不可避免。他说他可以看到“微芯片正在走向穷人”。他是对的。第二，他把希望放在了另一个孟加拉国人穆罕默德·尤努斯[34] 的非凡发明上，这个人开发了微融资（之后更凭借这个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奖）。根据尤努斯的计划，一个基本上一无所有的妇女能够获得200美元贷款去买一头奶牛。之后她可以卖多余的牛奶来偿付贷款，既得到牛奶又为她的家庭挣到一份收入，也许还能再买一头牛。通常而言，没有银行会贷给她这笔微不足道的资金，因为她没有抵押担保，没有接受过教育；而监管这样的收益微不足道的小额贷款，成本未免太过昂贵。发明格莱珉银行[35]的尤努斯发现这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实际上更有可能偿还这些小额贷款，而且非常乐意支付适当的利率。结果算下来，这些微型贷款要比给大型工业公司的贷款更加赚钱。

伊克巴尔接着问道，如果妇女能够租一部手机而不是牛呢？格莱珉银行可以向穷人提供微型贷款购买一部手机，然后他们可以向村里其他人出售或出租话时。有魄力的电话出租者会获利，更重要的是，整个村庄将从这种连接中受益。话时是否昂贵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当你没有连接时，你很乐意付出高昂代价去得到它。伊克巴尔的格莱珉电信项目起步时只有五个手机信号塔，最后建立了五千个信号塔。

在1993年卡迪尔刚起步时，孟加拉国是这颗星球上电话穿透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500人才有一部电话。格莱珉电信项目释放了2500万部的装机量。如今孟加拉国的电话数量已经是当初的100倍，即每5人一部电话。正如伊克巴尔所预见的，这种去中心化的连接提高了生产力。在没有连接时，人们把大量时间浪费在跑腿上。有了手机的连接，农民通过获得远方市场的实时价格使自己的利润实现最大化；牧羊人能够给兽医打电话，或者订购药品。根据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一部额外电话的终生总成本（包括手机信号塔和交换设备）大约是2000美元，但每部手机提高的生产力价值5万美元。令人惊讶的是，该项目开始起步的国家越穷，其从连接中获得的财富增长就越大。

伊克巴尔表示，许多错误观念给开发性援助的良好意愿蒙上阴影。比如：穷国没有资源，或者说穷人没有自由支配的开销，不在意品牌，信用风险不佳，诸如此类。所有这些假设都已经一再被证明不真实，格莱珉电信项目即是铁证。它消除的主要错误观念是，政府需要为技术开发提供补贴，事实是开发穷人生产力赚到了大钱。正如伊克巴尔所说：“你不是从穷人身上赚钱，而是和穷人一道赚钱。”午餐时我问伊克巴尔是否会对格莱珉电信项目有什么不同动作，他回答说：“保留更多股份。”

伊克巴尔现在正在寻找其他技术来进行去中心化，进而成为一种消除贫困的工具。他是麻省理工学院列格坦发展创业中心[36] 主任，该机构已获得了五千万美元资金拨款。他正在研究能源是否也能够废除现有的极端集中的生产模式。生产出来的电力从产地到达家庭和工厂的电线终端时只剩10%。也许有许多方式可以对它的生产实现去中心化，而这将触发本地层次的连接，提高财富和民主水平。如果奏效的话，分散型能源也可能在富裕国家奏效，从而在我们的世界促进财富的增加和民主程度的提升。

纵观其演讲，伊克巴尔一再重申：“欲增加生产力（和财富），先增加连接。就这么简单。”杰伦·拉尼尔[37] （Jaron Lanier）指出，连接也许是我们应当用以评价一个技术是否可取的标准之一，我们应扪心自问，技术是增加了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和物品之间的连接，还是减少了连接。那些增加连接的技术更有可能起到好效果。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到任何相反的例子。

2008年5月23日

[31] ?“恒今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由未来学家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96年创办的研究性组织，该组织的宗旨就在于推动人们养成“长线思考”的习惯，作出更理性的选择。

[32] ?伊克巴尔·卡迪尔（Iqbal Quadir）：移民美国的孟加拉国人，曾任投资银行家，后自行创业，格莱珉电话公司（GrameenPhone）创始人，现为麻省理工大学列格坦（Legatum）发展与企业家中心的创立者兼主任。

[33]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来的。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IC）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24个月（1975年摩尔将24个月更改为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或者说，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个月翻两倍以上。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34] ?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ad Yunus）穷人的银行家、经济学家、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思为“乡村银行”）的创立者。他和他的格莱珉银行共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1996年底携手伊克巴尔投资创办格莱珉电信项目，缔造了小额贷款联手移动电话的模式。

[35] ?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思为“乡村银行”），1983年由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ad Yunus）于孟加拉国建立。

[36] ?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位于英国伦敦，隶属于列格坦集团，是一家独立非党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旨在提出促进世界自由繁荣的思想和政策。每年发布标志性的“列格坦全球繁荣指数”，该指数提供世界上唯一以财富和幸福感为基础的国家和地区繁荣程度的全球评估。列格坦研究所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创业中心由伊克巴尔·卡迪尔创办并兼主任。

[37] ?杰伦·拉尼尔 （Jaron Lanier，1960—），计算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虚拟现实之父，《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的作者，获评《时代》周刊2010年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

Recursive Generation

递归的创造

1978年，侯世达[38]以他最欣赏的三个痴迷于递归的天才为名，写就了一本有关递归形式的奇书——《哥德尔、艾舍尔、巴赫——集异璧之大成》（Godel, Escher, Bach），以下简称《集异壁》。这本荣获普利策奖的著作，探索了这样一种系统的特性：在这种系统里，系统会把自己的输出重新归入系统自身，创造出新的事物。《集异璧》用恰到好处的风趣和幽默，描绘出了这些“怪圈”。很难想象，在同一主题上，还有比它更好的其他著作。

递归的力量同样塑造着技术元素。如侯世达所示，计算机编程正是建立在怪圈和后退的概念之上。最极端的代表，就是错误编程中臭名昭著的“无穷后退”循环。技术和生物学类似，由“反馈回路”控制。几经曲折之后，技术会创造出了一些奇怪的“影响怪圈”，通过这个怪圈，技术元素被注入了新的力量。因此，递归循环便是自展和自创的主要动力。

进步、智能，以及生命本身，在本质上都是由自展、自创、自生、自源这些递归形式所推动的。在彼得·温尼沃特尔（Peter Winiwarter）1986年的论文《自我意识》（Autognosis）中，我发现了下面这个关于自组织种类的列表：

形式的形式。

维度的维度。

主宰自然法则的自然法则。

系统的系统。

控制的控制。

层次结构的层次等级。

循环的怪圈。

意识的意识。

组织的组织。

进化的进化。

结构的结构。

证据的可证性。

创造的创造。

乍一看，这些术语似乎自相矛盾，甚至还有着不必要的重复。但仔细玩味的话，它们就不会显得比“网络的网络”更加自相矛盾且重复罗嗦了，我们今天的互联网正是所谓“网络的网络”。在《宇宙奖金池：为什么我们的宇宙对生命来说刚刚好》（Cosmic Jackpot, Why Our Universe Is Just Right for Life）一书中，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向我们介绍了他对支配宇宙自然法则的法则的研究。像所有的元形式一样，这些元法则也有力量来自哪里的问题。它们的力量是在循环内部，还是在循环之外呢？当140亿年前宇宙形成时，元法则是在宇宙内部，还是在宇宙之外呢？如果塑造自然法则的法则是在宇宙的外部，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必有一个系统包含了所有的系统，必有一种形式包含了一切形式，必有一种控制控制了所有控制，必有一种组织方法组织了所有的组织。证据的结构必然可证，类型的类别必然会归入某个类型的类别。

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有元呢？

那么有元的元吗？正如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言的那样，创造的浮屠之上，必有一只乌龟，被另外的乌龟踩在背上；或许元也会成为其他元的垫脚，以此类推，扶摇直上云霄。塑造法则的法则被法则所塑造。但乌龟或元所组成的浮屠，却是对这种堆栈的错误思考，因为塑造“塑造法则的法则”最终会被最下面的法则所塑造。正如戴维斯所指出的那样，或许在事实上，人类的观察塑造了宇宙的法则。如果从正确的制高点观察，元循环就只会扩大到包含更多的元层级，因此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一个更大的循环之中循环回来到自身这里。

宇宙在最大的尺度和最小的尺度中都有和量子力学相似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递归循环的例证。

对技术元素来说，这意味着潜在的递归循环越多，生成的元层级越多，被设计进入自生中的自生越多，技术元素就会像我们在类似的自生系统（例如生命和智能）中所发现的那样，变得越发栩栩如生。

除此之外，当回馈变得疯狂古怪的时候，会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发生，我们应该在其中寻找基因控制基因、法规授权的法律、软件编写软件、智能设计智能的方法。在这些怪圈中，元是王道。

2008年11月10日

[38] ?道格拉斯·理查·霍夫斯塔特（Douglas Richard Hofstadter）：美国作家。侯世达是他的中文名。因其著作《哥德尔、埃舍尔、巴赫》获得普利策非小说类别奖。

Incorruptible Technologies

不可滥用的技术

我最近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艾尔斯伯格[39] （Daniel Ellsberg）。艾尔斯伯格是前美国军方分析师，后来成为了自觉的反对者，并在1971年泄漏了绝密的五角大楼文件，想以此作为一种公民抗议行为，试图阻止越南战争。他还积极参与了长达几十年的旨在消除核武器的战斗。在我们短暂的交谈中，他不停地诉说一个我认为很惊人的想法。当被问及科技想要什么时，他希望未来能有不可滥用的技术。他说，我们必须制造出不会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的事物。它不能像核能或基因工程那样被滥用。我哑然了一阵。艾尔斯伯格认为自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种对不可滥用的技术的呼吁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世界绝不会有不可滥用的技术，就像没有不被腐蚀的自由意志一样。任何能够产生建设性思想的自由意志，必定能够产生破坏性的思想。

我想起了我在《科技想要什么》里的一段话。这是至少20年以来，我不断地向高科技信息的读者大声疾呼的：

技术因为其破坏的本性，使得带来的后果不断扩大。强大的技术带来的好处和坏处同样强大。任何强大的具有建设性的技术，在另一方面同时也是破坏性的。只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所以不能将极大的伤害转移。毕竟，人类最美丽的心灵仍然能够产生杀人的想法。事实上，一个发明或想法只有能够被极大地滥用，才是真正伟大的。这应该是技术期望的第一定律：一项新技术的前景越好，其潜在的危害也就越大。这对人们喜爱的新技术也同样适用。比如互联网搜索引擎、超文本和网络。这些无比强大的发明，已经解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没有出现的创造力水平。但是当它们被滥用（这一定会发生的），它们跟踪和预测个体行为的能力将极为可怕。

为了避免滥用，任何试图限制自由意志的主体都容易有被控制和专制的危险。现在看来，有两种方式可以约束自由意志行动：

1）防止技术实体产生负面行动。也就是说，尝试给引擎编程，使它不能产生危害。

2）在允许它存在危害的可能性的条件下，去引导实体，使得它想要或者被奖励来做有益的事。

我们有法律来惩罚那些危害分子，但大多数观察家都同意，惩罚危害行为不像鼓励有益行为那样有效。我们的法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的有效程度，是因为大多数人通常会做好事。如果做好事的吸引力没有了，制止危害行为的法律约束很快就会被打破。法律不能在没有扬善的情况下来惩恶，惩恶需要有扬善的环境支持。法律的惩罚，在民间扬善行为的缺席下，将迅速在恐惧中崩溃并衰微。

对技术来说也是这样。我们有两种管理技术道德取向的方式。

1）我们可以尝试设计不具有危害性的技术。

2）在允许它存在危害的可能性的条件下，我们可以设计偏向于做有益的事的技术。

我相信前者是不可能的，因为技术期望的第一定律表明：强大的发明能被有力地滥用。但究竟如何去践行第二条尚不清楚。我们如何把道德观念设计到技术系统里呢？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我们的文化一直难以做到。但我认为我们有能证明它可以做到的证据：我们的孩子。我们一直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向我们的后代灌输道德价值观。这意味着，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技术系统里向后代灌输道德观念。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要灌输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想要技术产生什么样的行为？

唯一不会成功的一件事是：创造出不会产生危害的技术。任何能被武器化的事物，迟早都会被武器化。

相反，我们必须努力培养技术的好品格，并找到培养的方法，来灌输和植入更偏向生活和思想的东西。

这是一种值得的追求。

2011年3月4日

[39] ?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31年4月7日——）是前美国军方分析师，受雇于兰德公司，1971因年私自拷贝并向媒体提供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为世人所知，（来源：维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