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没有一定之规，但有客观标准：内容健康——传播先进思想文化；形式亲和——对读者有吸引力；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收藏价值。好书离不开好编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书是作者和编辑共同创造的劳动成果。做好书是一个编辑的理想，也是成为一个好编辑的根本。

是先有好书，还是先有好编辑，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具有哲学韵味。我认为，好书与好编辑相互成就：好书最终成就一名好编辑，好编辑也能成就一部好书。

编辑的独到眼光从何而来？其一来自职业敏感，其二来自个人丰厚的积累。敏感决定识见，决定选择的高下。而敏感的获得绝非一蹴而就，需要长期不懈的学习、读书和积累——向前人学习，向书本学习，在实践中摸索。有敏感才能避免近视和短视，避免平庸，避免因循苟且和人云亦云；有敏感才能发现有潜力的作者和潜在的市场，预见未来的趋势，不断发掘独特的具有前瞻性的选题，进而开展创造性工作。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图书出版的理想主义时代，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走向世界丛书以及《傅雷家书》《随想录》《干校六记》等出版界公认的好书，无不是由编辑的独到眼光所发掘。其人其书都达到了后辈编辑无法企及的精神高度。这些图书承担了文化建设的重任，成为新时代思想启蒙的助推器，影响了一代人冲破文化大革命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极大地发挥了开风气、引新潮、领风骚的作用。陈原、范用、钟叔河一代编辑，身后是一个庞大的编辑群体，我们还能列出长长的名单，戴文葆、朱正、王仰晨、赵家璧……他们是在书中成长的。书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他们理想中的乐园，是与人类历史上伟大灵魂相遇相逢的桥梁，所以他们对出版抱有一种神圣和纯粹的自觉，一种高贵的责任感，书能激发他们的灵感，塑造其人格，并能将书中寻找到的高贵与尊严传递给读者。“所欲不求大，得欢常有余”，时代风云的激荡，独立思考的光芒，化为他们日积月累的学养，练就了他们独到的眼光，使他们有机会在一个较高的层次，在较大的空间组织各种出版资源，既能发现作者，策划选题，又能凭自己的学问深度介入书稿，并得到作者首肯，同时又能够著书立说，是学问+编辑+创作三位一体的典范，也是学者型编辑的楷模，他们使后辈编辑有前行的勇气，努力的方向。

范用出版并设计封面的《随想录》

编辑具有了独到眼光，方能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图书市场化、商品化的转型时期，一大批杰出的编辑敏锐地感知社会脉搏，把握市场悸动，以其人其书成为业界翘楚。陈昕曾回忆他编辑出版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经过。这部书稿写作于1973年和1974年，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的通信集，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经济和政治等广泛的领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思、启迪良知的问题和论点，凝聚着顾准对国家民族命运和社会精神变迁的分析，记录着他一步步从地狱蹚过来的足迹。陈昕对书稿先后读了五遍，反复斟酌，对部分文章作了少量删节，最终于1992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香港三联书店版封面

在顾准的一堆书信遗稿中，敏感地认识到顾准独立思想的价值和意义，使陈昕成为第一个出版顾准遗稿的编辑，引领并带动了九十年代出版界和读书界的“顾准热”。同样出于独到的眼光，他赶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际，高质量地推出精心策划组织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不仅承担起为市场经济“时代意识”普及的重任，也为大变革时代的实践奉献了一份精神滋养。陈昕为这套书“动足了脑筋”，除了在序言中重点推荐、在封面勒口着力介绍作者外，还策划了二十多项营销推广活动，密集程度前所未有。“新闻稿注重话题的演绎，让全国各地的媒体对于这套丛书的开风气、领风骚之举理解精准，报道活跃。我们还在北京、上海精心策划了两个高层次的出版座谈会，通过政府领导人与著名学者的双重影响力将传播的‘剧场效应’扩大成为‘广场效应’。为加强与读者的互动，还设计了读者意见调查表，及时获得读者的阅读体验信息，为重印和后续选题的开发提供可以参照的市场调查信息。”（陈昕《出版忆往》，海豚出版社2013年版）这套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达到了预期目的，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转身的历史大潮中一套值得纪念的出版物。

判断力是编辑的素养、见识、功力之和，判断力基于自信和准确的感知，有判断力才能破除种种干扰，作出正确选择。编辑的判断力往往决定图书品位之高下。

《我们仨》是杨绛记叙的一个单纯温馨的学者家庭相守相助、相聚相失六十三年的故事。做这本书，可以选择人文的角度，也可以选择商业的角度，如果选择后者，在这个无限度炒作名人的时代，为了抢夺读者眼球，编一本图文书，在宣传推广上更有话题性，也能得到更大的利润。但董秀玉选择了前者，为此，她整体设计先后做了三遍，始终贯彻杨绛一家三口相互温暖情感传递的主题。开始，因为杨绛让她自己挑照片，她就挑选了很多，想在书中多编进一些，但做好后一看，太多的图片掐断了文气，破坏了文字所表达的情感，就推翻重来。第二次只选了部分跟文章内容相关的照片，放在几个章节之间的地方，数量也减下来。结果发现彩色照片跟整本书表现的氛围不对，又重来，并把所有图片说明文字全部换成作者手书。细节选择方面，选择了反映亲情的尤其是杨绛和钱钟书在家中互相理发的照片；附录中选了女儿钱瑗写的《我们仨》的手稿照片以及家信、便条，女儿为父亲画的生活小像，女儿在病床上写给父亲的小文等。封面也不加任何图案或照片，采用日本浅棕色条纹纸，出现的只有代表“我们仨”的三个单词——“Mom，Pop，圆○”以及杨绛手书的“我们仨”，封面的朴素与单纯与图书内容形成了一种默契。这种节制、干净的设计原则，与作者清朗的文字、平和的笔调相辅相成，让读者与她一同沉浸于苦难与幸福、快乐与忧伤交织的人生实境中，强化了“哀而不伤”的氛围，是书卷气与厚重感的最佳结合，不张扬，不催泪。但读者都是含泪读完的。

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封面

所谓对文本的认识有多深，表现力就有多深，在这本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市场证明董秀玉的判断和选择是正确的。《我们仨》被媒体评为“2003年最感人的书”，当年发行了47.5万册，被台湾“中国时报”评选为“2003年开卷好书奖”中文创作类的第一名。读者关注的不是对钱钟书和杨绛名人家庭的私生活，而是对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深切的感念，是这个学者家庭里的温暖情感，将读者的心与书联系在一起。董秀玉说，这本书“我知道会畅销，但没想到那么畅销。杨先生用她的全部感情在写，读者也用心在读，这种心与感情的深入交流真是太难得了”。 这是一个编辑从书中感受到的全部，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这是董秀玉事无巨细、从头至尾操作的一本书，从1997年定题到2003年出版，经过了六年，显示了编辑超凡的定力。六年间一个编辑能出版多少种书呢？但又有多少书能像这本书有如此大的影响力，有如此好的口碑呢？

定力，佛家指祛除烦恼、妄想的功力。泛指控制自己的欲望或行为的能力。编辑要有足够的定力才能不受或少受诱惑，不受资本市场的挟裹，否则，急功近利，急躁冒进，庸俗炒作，虚矫宣传，不仅会失去好书，也会逐渐丢掉出版社的品与格，继而失去读者。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图书出版进入了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渠道网络化为基础的数字出版时代。资本化、数字化风起云涌，新理念、新方法层出不穷，冲击了传统出版打造精品图书的固有理念和生产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格局，无论是内容出版方式、呈现形态，还是读者的阅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快节奏、碎片化、移动在线阅读，成为新的出版生态环境。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编辑固然不必质疑自身存在的意义，但也要快速掌握新的技术手段，适应产品周期短、读者需求多样化、介质多元化的现实。“书”的概念和功能发生了质的改变，图像、音频、视频成为和文字、图片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要素。因此，编辑对内容信息的整合能力，对多介质平台的熟练运用，将极大地拓展其生存及发展空间。无论是对大数据的采集、加工和处理、使用，还是与读者的网上交互和共享，编辑都应该以开放的态度，积极参与其中，并逐渐成为数字化出版的主角。从选题策划、内容采集，到编辑加工、生成信息、设计产品，再到推广营销等环节全流程都可以在数字化平台上顺利完成，编辑“看人下菜”，无论是信息拆分，还是信息重组，都能及时、同步、立体化、全方位地满足各类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产出新形态的“书”。

传统出版在数字出版时代“盛宴难再”，但一个好编辑，既要充分利用新技术手段，也不能迷失于“路径依赖”和“工具依赖”，因为路径依赖中起关键作用的仍是文化。所以，出版传播先进思想文化的薪火需要编辑代代相传，弦歌相继：让历史照亮未来，作为现实的支撑与参照。

有道是书比人长寿，编辑的劳动只有体现于好书中才能价值最大化。发现好书，做好书，让好书拥有更多的读者，是编辑永远不变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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