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锂电池之战：一部崛起、力压强国的赶超史

发布日期：2024-09-19 22:20

来源类型：源生如潮 | 作者：Roseb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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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觉醒来，世界游戏的规则已被他人颠覆，你会选择正面交锋，还是蛰伏以待，另起一局？

我是老K，今天故事的主角是锂电，但在故事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聊一聊锂电身处的棋局：能源变革！

回到开头的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当欧洲好不容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站了起来，却发现，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欧洲已不再是曾经的欧洲。

1974年，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了一项协议，协议中，沙特阿拉伯将只承认美元作为购买石油的货币，以换取问鼎世界一极的美国的地缘保护，随后，世界主要产油国纷纷跟随沙特的脚步，先后与美国达成石油美元协议。

自此，刚与黄金脱钩的美元又搭上了石油这棵大树，在全球掀起一股“美元热”：各国疯狂用劳动与商品赚取美元，使美国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转手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将美元输送回美国。

美国看似是被薅羊毛的羊，实际上不仅收获了商品，还收获了羊毛大衣，形成了一条其他货币难以企及的缜密金融链。

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我们正急着温饱，对于美国的野心既无暇顾及也无力顾及，但对于想要重回巅峰的欧洲，却是头等大事：是在美国占尽优势的石油战场中正面厮杀，冲出一条血路，还是发起能源变革，重开棋局？

1992年，欧洲给出了答案！

1992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四年，更是我国南方谈话，坚定发展道路的关键一年，与此同时，一场搅动风云的会议也在巴西里约召开，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推动下，《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得以通过，条约认为高额的碳排放是导致地球气温升高的元凶，世界开始寻求传统化石能源以外的替代能源。

除了光伏、核能、风能等潜力巨大的新能源外，曾在欧洲红极一时的电动车储能电池，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五年后 《条约》的缔约方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会议中提出了一个名词：碳排放权，也就是将每一克因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进行计算，将气体的排放权与金钱挂钩，形成一种可用于交易的新兴商品。

此外，议定书提出了四种减排方式：

一是以国家作为排放权分配单位，实际上却无视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人口基数和工业积累上的差异。

二是采用集团方式，将欧盟内部的一些国家视为一个整体，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议定书一出，不少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了危机，就算欧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碳排放指标和排放权交易的概念，已经将人口基数大，工业积累薄弱的国家放在了不平等的一边，后发国家人民的发展权势必受到损害。

而美国也察觉到了醉翁之意，参议院紧急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要求美国拒签气候治理协议，最后 《京都议定书》在克林顿手上签署，却被卡在了小布什政府上，成为一份未通过核准的协议。

同时，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据理力争下，《京都议定书》成了一纸空文。然而，以争夺世界话语权为实质的新能源变革之局，正在悄然铺开，中国，不得不早做筹谋！

把时间拉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初，石油枯竭论在全球流行的背景下，美国石油巨头埃克森在新泽西州组建实验室，一个囊括了惠廷汉姆等化学家的团队，开始研发新一代二次充电电池，同时，由斯坦福物理学家组成的贝尔实验室也宣告成立！

1976年，惠廷汉姆采用硫化钛为正极材料，金属锂为负极材料，帮助埃克森申请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充电锂电池的专利。

1980年，以钴酸锂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电池问世，紧跟着的是锰酸锂正极材料也出现了，而一位在西德斯图加特马普固体所进修的中国人，陈立泉，见证了欧美锂电池研发的繁荣！

1981年，陈立泉回国不久便改行到固体离子学，推动国内首家固体离子学实验室建立。

1991年，索尼发布了全球第一个商用锂离子电池，电池容量增大，循环寿命延长，成本降低的优势，让索尼在消费电池领域打开了方向。

4年后，我国第一块锂电池也在中科院物理所诞生了，但这并不是终点，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2001年，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物理学教授杰夫·迪恩，发明了可商业化的镍钴锰三元复合正极材料，并向美国申请了三元材料的基础核心专利；

同期，阿贡国家实验室发明了层状富锂高锰三元材料，于2004年在美国申请了专利，三元材料在电池正极中的应用，大大提升了电池能量密度和性能。

两项专利分别授权给日韩和欧美企业，如优美科、松下、日立、三星、LG、德国巴斯夫，依靠消化专利建立生产线，攻占了大半国际市场，而中国想要弥补后发的劣势，不仅绕不开走购买专利的路子，还必须比别人走得更快更好。

彼时，1999年才在中国香港成立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ATL，需要在僧多粥少的市场中锚定一个方向，创始人之一的曾毓群，意识到国内环境在自动化上的弱势，决定开辟新的战场，定制聚合物软包电池，舵手已经把好了航向。

接下来的，就是做出尺寸多变的聚合物软包电池产品，向市场证明自己的实力。

为此，曾毓群带着刚创业募集的250万美元，向美国贝尔实验室购买聚合物锂电专利，然而专利刚买回来，曾毓群就被现实浇了一盆凉水。

在生产过程中，ATL发现，按照专利做出的电池，在反复充放电过程中，出现了电池鼓包的问题，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曾毓群向贝尔实验室要说法，而对方给出的答复却是，这是电池的本质问题，无法解决。

眼看大半经费换回的电池就要砸在手里，ATL面临着成立以来的第一个艰难选择，放弃聚合物软包电池领域，或者攻破连贝尔实验室都无法解决的难关，做出不鼓包的电池，一如既往，中国企业选择走艰难的那条路。

曾毓群连夜组建攻关团队，经过夜以继日的冥思苦想，问题的关键终于被找到了：电解液中的一些物质沸点，超过了锂电池能使用的温度上限。

两周后，ATL做出属于自己的电解液配方，解决了困扰电池界的“本质问题”，ATL成为全球20多家获得贝尔实验室专利授权企业中，唯一一家成功改良设立并实现量产的公司，赢得了不少国际电子品牌的青睐。

这一场技术翻身仗打得漂亮，ATL不仅避开了索尼、松下等日企擅长的圆形方形电池优势，主攻聚合物软包电池领域，还凭借着低成本和定制化战略，迅速开拓市场，仅用一年时间 实现500万盈利。

2004年，ATL继续发挥技术优势，两周内开发出异形聚合物锂电池，拿下了苹果MP3，1800多万的订单，业务从小电子消费电池领域，拓展到智能电脑和手机领域，成为国际一流的电池供应商和锂电的龙头企业。

在当时的很多国人看来，历史的东风是公平的，我们终于在能源变革这个巨大历史机遇的洗牌中，抢到了一手好牌。

然而正如老话所说，好事多磨。

2004年后的国际锂电格局，给中国锂电发展挪来了三座大山。

2005年，ATL为了筹集快速扩张规模所需的资金，过多引入风投资金，创始团队原始股占比极小，在资金最紧缺的时候，汉鼎、凯雷等持大股东选择退出，ATL难以支撑，以一亿美元的低价被日本巨头TDK收购。

从此，ATL从一家中国人创办的大有可为的企业，变成日资控股公司，龙头企业就这么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中国锂电池行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而2009年，气候大会召开后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更加剧了国内锂电行业的紧张局面，在《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和《京都议定书》，长达17年的铺垫后，欧洲终于图穷匕见，《哥本哈根协议》正式分配国家碳排放总额。

其中，在2006到2050年间，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碳排放权的2.3到5.4倍。不仅如此，最令发展中国家愤怒的是，当诡辩之士鼓动唇舌，将碳排放罪责归咎于发展中国家，无节制地使用煤炭、石油发展工业时，已然将这些产品背后的真正消费者和推手抛之脑后。

换言之，发达国家占世界不到20%的人口，消费了世界80%碳排放产品，却要享有发展中国家三四倍的碳排放权，照此计算，中国从2020年后，每年都要花费一万亿人民币购买碳排放权。

中国科学院院士及地质研究员丁仲礼院士，发出的那句疑问，真切地体现了人们当时的愤怒，中国人是不是人？

一方面是中国锂电龙头企业ATL被收购，国内锂电行业发展节奏被打乱，一方面又是《哥本哈根协议》图穷匕见，中国锂电行业实在经不起再多的打击了。

可世事偏偏与愿违，锂电池行业开始向锂加工的上游—锂矿开采和提取渗透，全球掀起一股锂矿争夺战。

被誉为“白色石油”的锂，是消费电池和动力电池生产加工领域的最上游，是一切锂相关产业的源头，全球锂资源分布广泛且储量丰富，但大规模、高品位的锂资源稀缺，且80%的高质量锂资源，都集中在美洲四湖和澳洲六矿。

其中智利的盐湖和澳大利亚的格林布什矿，品相好、开采成本低，智利化学矿产公司SMQ和美国雅宝等企业，凭借对优质资源的垄断，不仅可以在谈判桌上任意抬高价格，还容易对一国的锂产业链安全性产生潜在影响。

而中国作为当时世界第一大锂资源进口国，80%的锂资源供应都来自进口，受到的掣肘最大。

欧洲挖空心思十七年出了一个《哥本哈根协议》，本是出于对自身工业革命开始早，能源结构转型快的自信，却很难想到，中国一个缄默了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敢从强国的思维出发，在别人开好的棋局中，将计就计，既然要降低碳排放，发展新能源，那就向新能源变革先驱者的角色发起挑战。

锂电行业，远没到死局！

863专项、火炬计划，还在酝酿着大招，这波啊，这波就叫：请君入瓮！